摘要:目前,就国内现有的条件和资源来讲,研究西方音乐史存在着诸多不便或困难,相当一部分学者甚是担忧此学科的前景,然而,笔者则持否定态度,西方音乐史依然在国内有着光明的前景。本文通过对西方音乐史在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和相关领域的比较,试图找出影响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内在文化心态。就自身对此学科学习的体会和领悟,尝试提出一些解决问题或改善现状的方法。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文化心态;理解;平衡
众所周知,在国内现有的客观条件下,研究西方音 乐 史 有 诸 多 局 限 性 , 如 国 内 图 书 馆 罕 少 藏 书 或 稿(原著)以及外国音乐作品(原作),必然在国内很少 的 机 会 看 到 国 外 音 乐 原 作 , 然 而 对 大 多 数 学 者 或学生来说出国学习的机会又屈指可数,困难重重;学者或学生们的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流畅阅读原文者更少之又少,相对而言,原版引进或译著数量相比文史哲等其他学科明显不足……在这样的诸多局限和困境中,再加上从业者对自身专业信心的担忧和不足,即使当初选择从事本学科的研究,最终使得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改变了他们的研究方向或学术发展。为此,笔者认为从业者对这门学科不管如何看待或如何担忧学科的前景,其主因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文化心态的问题。
一、研究的现状
西方音乐史与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史研究都不尽相 同 : 1 0 0 0 多 年 来 中 国 传 统 音 乐 史 的 著 录 、 品 评 等是 其 写 作 的 主 要 研 究 方 式 , 其 目 的 就 是 要 起 到 劝 鉴或教化后世的音乐创作;然而国外(尤其欧洲)的音乐史研究时间比较短,或者说起步比较晚,但他们发展比较迅速,越过了中国这种传统史学的研究阶段,在研究方法上,西方音乐史从分析走向综合,融会了多种研究方法,如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试图从音乐史的层面上跨学科或交叉学科扩展、渗透去研究,以便更深刻地揭示人类的思想与文化。
“ 五 · 四 ” 运 动 之 前 , 西 方 音 乐 乃 至 西 方 文 化对 于 中 国 人 来 说 仅 停 留 在 猎 奇 的 层 面 , 西 方 音 乐及 其 历 史 的 代 表 性 专 著 和 译 作 没 人 去 专 门 介 绍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后,许多中国人带着求知的欲望把目光投向西方,随后出现大批到国外学习音乐的留学生,他们把自己学到的西方音乐知识介绍给国人,如作曲技法、演奏技法、音乐论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呈现两大特点,一方面,受政治(“一边倒”)的影响,向苏联学习,中苏之间频繁的西方音乐史学学术交流活动成为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窗口。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在音乐文化领域难免受其影响,走向政治实用主义观念的误区,1960——1961年间,由张洪岛主 编 和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西 方 音 乐 史 教 师 分 章 撰 写 了 有史以来西方音乐历史的最高水平之作——《外国音乐史·欧洲部分》,这部著作充分反映了当时主导的历
史观念与方法。
“文革”时期,学术研究现象更加政治化。“文革”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文化上提出“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推进,文化领域空前活跃,在西方音乐史学界,尤其是西方现代音乐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并出现了大批优秀的著作和译著。
2 0 世 纪 八 、 九 十 年 代 , 西 方 音 乐 史 学 教 学 研 究人员写出了更丰富、更高水准的西方音乐史书籍和论文,如钱仁康的《欧洲音乐简史》。另外,学者们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特别是基础理论修养,如哲学、美学、音乐史学等将其引入国内,大大地丰富了西方音乐史学的理论研究。此时学者们的研究角度、思维方式也更加活跃和开阔,此外,还与音乐学相关的人文学科的学术主张和思维方式进行研究,如 “解构主义”、“阐释学”等。
综上所述,西方音乐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国内存在才几十年,而在西方却发展几百年,并形成了一个比较 成 熟 的 学 科 , 涌 现 出 了 大 批 的 研 究 派 别 。 相 比 之下 , 我 们 的 研 究 只 是 起 步 阶 段 , 事 实 上 是 符 合 事 物客观发展规律的现象。中国人从起初的猎奇、求知、认同到后来的分析、研究、比较走过了百年的历程。显而易见,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史学的认识和研究正在一步步走向深入和成熟。细察近几十年西方音乐史来的发展可知,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迅速扩张了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这样一来本学科的影响力扩大了,再加上其他学科的积极介入,如一般性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同时也模糊了本学科的面貌或身份。为此,美国音乐史学界就出现了这个学科存在价值的问题辩论。
近十年来,随着西方音乐学会的成立和发展,国内的西方音乐史发展现状有所改观,同时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近二十几年,国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学术格局仍处于编译的状态,或者说仍未走出“西方中心论”的阴影。反之,现状的不尽人意更好地说明西方音乐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契机。为此,国内很多学者提出了很多独到的学术见解。好的一方面是我们能认清自我,并且也说明我们有务实的学术态度,但我们不能丧失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学术前途。坦率地说,不像我们中国音乐史,有很好的文化积淀,但也存在理解上的偏差,这毕竟是外国的文化艺术,研究起来必然有或多或少的困惑和不解,正是这种困惑和不解才能激发学者们的学术兴趣,从而才能更好地用中国人的个性精神去开拓这一学术领域。
二、研究的文化心态
中华民族拥有博大的胸怀和包容精神,特别是对外来文化,同时又拥有着几千年巨大的文化向心力,更拥有着对异族文明的自信。当下的信息时代,文化现象的纷繁复杂让人难以客观冷静。
当下我们仍然高度关注着西方的艺术理论,但出发点不同。虽然人类经历着变革的时代,全球化经济一 体 化 , 但 各 种 文 化 领 域 的 阵 营 间 仍 然 壁 垒 重 重 。从 2 0 世 纪 末 到 2 1 世 纪 初 , 不 断 出 现 所 谓 的 “ 艺 术 阴谋”说。我们在提防各种“阴谋”说的同时又要学习和研究,在复杂和矛盾的心态下,搞好研究肯定是困难重重。
如今,我们应保持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学习或研究西方音乐史。西方学者们早已有一个共识,人类对物质的极端追求并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满足,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而且还要硬,才能使心灵升华达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而作为特殊语言的音乐艺术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食粮。人类的进步离不开音乐创作,同时也是人类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西方音乐史不仅记录和分析了音乐,可以说,人类精神和思想也同时正在重塑,这种重塑正是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探究,充分反映了人们不懈追求真、善、美的境界。
当下我们已经意识到在西方音乐史论方面研究的不够或不足,我们向国外虚心学习是必然。但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而不该,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文化视野,站在中国人的视野去看外国文化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取长补短,为己所用。真正拥有我们自己的西方音乐史学术思辨成果,贡献自己的学术价值,进而拓展国人的精神文化领域。
三、理解与平衡
在国内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上,我们不仅要端正态度、树立信心、加深理解,更重要的是还应注意国内研究状况的种种不平衡。
笔者认为制约西方音乐史发展和研究的重要原因是其国内研究基础的薄弱。众所周知,音乐是感性的艺术,而西方音乐史在某种意义又是主观的。东方和西 方 普 遍 的 共 识 认 为 , 往 往 让 人 觉 得 靠 不 住 恰 是 感性、主观的东西。而且再加上国内主流意识的影响,一直片面强调“物质决定意识”,导致人们重点集中关注物质化的领域。其结果是观念上的偏差,直接轻视影响了西方音乐史学科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但文化教育相对滞后或者不平衡。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也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但事实上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发展并没 有 多 大 改 观 。 现 在 大 部 分 地 区 中 小 学 的 音 乐 教 育还是形同虚设,其中包括在校西方音乐史专业的本科生,基本搞不懂什么是西方音乐史、该研究些啥、怎么研究。虽然近年来专业院校设立西方音乐史专业,综 合 院 校 也 开 设 了 西 方 音 乐 史 课 程 方 面 的 音 乐 欣 赏(鉴赏),但这些是不够的,有种拔苗助长的感觉,缺乏的是一种文化艺术氛围,或者说社会土壤,其基础 之 单 薄 。 笔 者 认 为 当 务 之 急 是 实 现 音 乐 教 育 的 改革,扩大西方音乐史的影响力,为真正实现“美育”或音乐史研究培养后续人才。
其 次 , 西 方 音 乐 史 研 究 的 成 果 应 该 继 续 大 量 翻译 。 目 前 , 国 内 的 西 方 音 乐 史 研 究 取 得 了 长 足 的 发 展,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还比较肤浅,误读和误解情况也在所难免。就本学科学术前沿来说,我们还是比较滞后的,始终处在一个学生的地位,为此,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大量翻译原著或原谱,获得西方音乐史的史实和史料,同时在尊重史实和史料的前提下,用中国人的视野去解读西方作品,强调一点的是不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去硬套西方的学术研究。我们应该有一个开放、理解和包容的心态去研究西方音乐文化,博采众长,为己所用,进 而 培 养 我 们 自 己 的 西 方 音 乐 史 学 术 人 才 和 学 术 界见 解 。 如 : 独 特 的 著 述 视 角 , 《 欧 洲 音 乐 文 化 史 论稿——中国人视野中的欧洲音乐》叶松荣著。
国内外彼此文化的交融和借鉴,有力地促进彼此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毕竟艺术是“通感”的,中外的艺术理论相互之间的参照和对比,中外音乐史同样暗含着艺术的“通感”,一定或必然会碰撞出艺术的火花,也一定有益于西方音乐史的学术研究。所以,我们研究艺术理论的思路绝不要绝对和单一。如西方音乐史研究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很多学者不断追问的问题之一,在音乐作品中,实际上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且必不可少的合成因素。
另外,有很多研究者运用方法论来介绍西方音乐史时,其强调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起到借鉴之用,这一想法必然有失偏颇的嫌疑,难免有一个误区,其误区就是在“拿来主义”时,在选取或借鉴上有甄别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一些实际意义或有价值的东西。研究西方音乐史我们应该兼收并蓄。眼界不能太狭隘,目标不能太低,而应该把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来丰富中国人的学术境界。
四、理解与平衡下的文化心态
有学者认为,西方音乐史论研究存在着两难的境地,就是如何在西方音乐史和批评研究之间具备理论思维和艺术感悟这两个基木条件,二者之间的矛盾性同时也影响着进一步研究西方音乐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史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文化重视具体的“综括”而不注重抽象的“推概”。作为人文学科的西方音乐史非常适合具体的“综括”,而不适合抽象的“推概”。作为中国人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可以直透事物的内里、体察心与物之间的共鸣。中国人的诗意语言影响了思维的逻辑性,但我们并不缺乏逻辑思维的能力。只不过我们不常使用逻辑思维的方式去研究问题。所以这并不是研究西方音乐史的主要障碍因素。如果我们把理论思维与艺术感悟有机融合,必将在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上大有作为。
近 年 来 , 虽 然 西 方 音 乐 史 学 的 研 究 人 员 不 断 增 多,成果颇丰,然而相较中国其他艺术还是缓慢,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瓶颈”一般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资料来源问题。国外第一手资料的取材,难免造成财力、物力、精力上的颇费周折,再加上获得的资料真伪的甄别,其工作难度之大;其次,语言问题。即使获取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如何准确翻译是其最大问题,要求翻译者不只是懂外文,还要懂专业的翻译技术和西方音乐史,事实上,这方面人才相当匮乏;再次,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这一点更难克服,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性,难免有文化认同和理解上的误区;最后,了解有限的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想搞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必然要正确、深刻地掌握、研习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毕竟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状况对西方音乐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此,对其翻译者的知识面无疑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如今,可以说,西方音乐史学在中国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孕育着其学科的发展潜力和价值,其学科和文化上的差异性也是必然存在,就如何保持文化心态上的理解与平衡,才是研究西方音乐史首要前提。为此,我们应在更加包容、理解的心态下,接受中外文化艺术的差异性,找出其平衡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驾驭和研究西方音乐史学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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