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隐逸思想与传统的出仕思想相对,是士人阶层拥有的一种归隐心态、看法或倾向。隐逸与出仕在士人的思想中组成了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对隐逸思 想的探查,是研究士人思想的重要途径。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其中佼佼者当属“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嵇康兼容儒道两家思想,又深受魏晋玄学影 响,形成了比较独特的隐逸之风,在他众多作品中均有体现。相比游仙诗中的超然洒脱,《与山巨源绝交书》更能体现他的隐逸思想。
关键词:嵇康;隐士;隐逸思想;绝交书
嵇康写过两篇绝交书,其中《与山巨源绝交书》文采斐然,笔锋犀利,析理绵密,字里行间洋溢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绪,具有鲜明个性,被选人《昭明选 》。
一、隐逸的由来及隐士的界定
“隐”和“逸”二字最初各有其意。《说文·阜部》:“隐,蔽也。”段玉裁注:“卿部日:蔽蔸,小貌也。小则不可见,故隐之训曰蔽”。《说文·兔部》 :“逸,失也。从走兔,兔谩匏,善逃也”。段玉裁注:“亡逸者,本义也,引申之为逸游,为暇逸。”“隐”、“逸”二字合为一词大约是在汉魏时代。“ 隐逸”既有名词“隐士、逸民”之意,又有动词“隐遁、隐居”之解。范哗的《后汉书·逸民列传》是中国古代正史专门为隐士立传的开端。《晋书·隐逸传 》开始使用“隐逸”一词为隐士立传,并为后代很多正史所沿用。
“隐士”作为士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劲的张力对历史和现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代学者对“隐士”的概念莫衷一是。蒋星煜认为:“士不见于 世,所以称隐士。”Ll儿韩兆琦认为:“隐士是与‘官僚’相对而言的,它的含义是说:这个人本来有道德、有才干,原是个做官的材料,但由于某种客观或 主观的原因,他没有进入官场;或者是本来做官做的好好的,后来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而离开官场,找个什么地方‘隐’起来了,这就叫隐士”。‘2《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综合各家观点,“隐士”概念首先强调“士”,即具有一定的文化素 养,若是普通的乡野百姓,虽在隐居,却不可之为“隐士”;其次就是“隐士”要有比较纯正的思想倾向,清楚自己选择“隐士”这条道路的终极目的,或为 了追求内心的清净,或为维护社会的道义。如果仅仅是为获取地位和财富而选择了“终南捷径”,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隐士”。身为“隐士”,要有强烈 的自我隐逸意识,这是支撑士人安于隐逸生活的基础。不出朝为官任相并不是“隐士”唯一的外在实践形式,庄子的心隐、东方朔的朝隐、魏晋时期的林泉之 隐、白居易的中隐、苏轼的酒隐、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都是视个人情况及当时社会背景而定的。
汉王朝经历了王莽之乱后,其政治、经济都走向了衰落。在政权更迭频繁、政治杀戮极其残酷的形势下,“隐逸”无论作为一种思想或一种行为方式,都成为 士人求得自保、全身而退的唯一选择。嵇康毋庸置疑是一名“隐士”。“隐士”的称谓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也各有所异。蒋星煜将隐士的称谓总结为隐士 、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遗民、逸民、隐者、隐君子等11种。据史料记载,嵇康的妻子是曹操之子曹林的女儿长乐亭公主,嵇康在曹氏宫中 官拜中散大夫。既然嵇康做过官,就不能称之为幽人、高人、处人、遗民、逸民,而应归于隐士、高士、处士、逸士之类。蒋星煜道:“‘高士’是根据《易 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定名的”,而“‘处士’则作未尝出仕之称谓,一如处女是未出嫁之女子然”,这显然与嵇康的情况不符。嵇康是“曾经出 仕而退居,固然有‘隐士’和‘逸士’的资格”。由此,可称嵇康为“隐士”或“逸士”。我们比较倾向于“逸士”这个称谓,这与嵇康个人思想倾向密不可 分。《三国志·嵇康传》记载:“(嵇康)家事儒学,少有俊才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超然独达,遂放世事”。可以看出,嵇康虽“家事儒学”,却“性 好老庄”,其个性“超然独达”,颇有超脱隐逸的趋向。
二、浅析《与山巨源绝交书》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写给好友山涛的一封信,作于魏元帝景元四年。文章以“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告诉山涛自己不能应邀出仕的原因。引老子、庄 周、东方朔、柳下惠来说明“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道理,并提出“有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进一步证明自己不适合出仕。又以“夫人之相知,贵识其 天性”,“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道出自己所向往生活的同时,期盼山涛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但是嵇康的这封“绝交书”远不如表面那么简单。日本学 者上田武阐释此文时曾说:“书中他表明自己的性情对官僚生活完全不合适,他的愿望只不过是居住在陋巷,享受‘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生活罢了。第二 年,他便被卷入了吕巽、吕安的丑闻案中,由于钟会的诬告而被处了死刑。依据上述的经过,《与山巨源绝交书》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隐逸宣言’ 。”嵇康的死与山涛虽无直接关系,但也算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其原因在于山涛的举荐,嵇康却“与书告绝”。“绝”字应为何解,是否真如 字面绝交之意,嵇康与山涛二人从此便形同陌路我们从题目本身以及文本内容两方面来看历代学者对“绝交书”的解读:
第一,从题目本身来看。首先是对“绝交”二字缘由韵推测。文本的题名一般源于两种情况:一是文本的写作者,二是文本的编写者。据徐公持考证,原作《 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无题名,按魏晋人作书信,皆无具体篇题,唯作“与某某书”。既然并不是作者所写,那就应该是文本的某些内容让编者读有“绝交”这 一意图。《三国志》注引孙盛的《魏氏春秋》中有记述:“康答书拒绝。”《嵇康别传》有:“康辞之,并与山绝。”《世说新语·栖逸》日:“康与书告绝 。”至此我们推测,后人因被嵇康生前敢于冲破礼教牢笼,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所吸引,而后加“绝交”二字,以彰显嵇康高大伟岸的形象。其次 ,胡晓明在《文选讲读》中提到:“‘绝交书’是魏末晋初时一种相当流行的文体。这种文体具有酣畅淋漓、嘻笑怒骂的风格,实乃文人的‘游戏’之作。在 那个时代,似乎有文体写作的比赛,看谁能在某一文体上出新出奇,这也是文人斗才斗笔的一种表现。例如陶渊明的《闲情赋》也是一种专为‘防闲’而设的 文体,其实就是一种文字的‘游戏’。而‘绝交书’亦如此”。
题目上是否有“绝交”二字,对文本内容表述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至于嵇康与山涛是否真的绝交,则要看文本中嵇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来加以分析说明。
第二,从文本内容来看,有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正如字面“绝交”之意,是嵇康写给山涛的绝交之文。对于此观点,我们表示怀疑。嵇康虽在文中讽刺山涛“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 但若真对山涛的品行达到深恶痛绝以致绝交的程度,又怎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人山林而不返之论”?除此之外,嵇康在临刑之际对自己的儿子说:“巨源在 ,汝不孤矣”,若不是交情匪浅,又怎会临终托孤于山涛?山涛也不负嵇康的期望,举荐其子嵇绍为官。由此看来,此观点有些断章取义。
其二,绝交是假,借绝交以明志是真。嵇康写此文有泄愤之嫌。他的愤怒不仅包含因山涛不知自己性情而“举康自代”的不谅解,还包含对司马氏“强越人以 文冕,养鸳雏以死鼠”的讥讽。我们认为嵇康对山涛虽心存怨怼,却也认可山涛出仕的选择,认为那是君子“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他不能接纳的是为道貌 岸然的统治者服务。嵇康身为曹魏宗亲,其立场十分尴尬。若是应山涛之邀,出仕为官,则是对曹魏的不忠;若是公开拒绝,那就是陷自己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以嵇康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修养,他断然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见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称:“嵇康绝交,实志高文伟”Ⅲ5J,乃中肯之说。其 三,虽是绝交,却有与山涛撇清关系、保护山涛之意。自秦以后的官吏选拔制度,是以察举为主,以举荐、辟署、征召、军功、纳赀、任子等为辅的多种途径 的官吏选拔制度。山涛的行为属于“私人举荐”,亦称“保举制”,若被举荐的人才华与政绩不相符,或是Et后获罪犯法,举荐人则要负连带责任,受到一定 的惩处。嵇康与山涛同属“竹林七贤”,又是忘年之交,他在愤慨之余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在我们看来实乃一石二鸟之计。一则借此文明己志,说明自 己志不在为官,摆明了向司马氏政权说不,让司马氏的人趁早死了拉拢自己的心,好成全自己安心隐逸山林的愿望;--~JJ嵇康深知此文一出,必会引起心胸狭 隘的司马氏的不满,甚至自身难保,故以此“绝交书”向司马氏表明自己不愿做官“不识时务”,与山涛并无关联,以此举保全为司马氏政权效命的山涛。
嵇康另一封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是写给吕安的哥哥吕巽的。吕安因妻被其兄吕巽侮辱,本要告发吕巽,被嵇康劝阻后作罢。然而吕巽怕东窗事发,恶人 先告状,诬告吕安不孝并致其下狱。嵇康得知后十分气愤,遂作此文与其绝交。同《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浓墨重彩以及情真意切相比,此文言简意赅,连最基 本的文采也谈不上,有的只是对吕巽无耻行径的鄙夷和蔑视。文中直指吕巽“包藏祸心”,并“从此别矣,临书恨恨”,“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在《 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虽也在讽刺山涛,却并没有将“绝交”的言论表现出来。对比嵇康写作这两封“绝交书”的情感态度可知,嵇康只是与山涛撇清关系 ,不愿意连累山涛,而对吕巽则是真想与其断绝关系,耻于与这样的小人为伍。
三、《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隐逸思想
无论绝交与否,嵇康的隐逸思想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都得到了诠释。
第一,对道家自然的尊崇。道家的隐逸之道在于始终与国家和政治事务保持距离。嵇康在文中提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强调隐逸是自然之性的体现,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他拒绝出仕的代表作。文中嵇康从自己的本性不适合为官说起,认为“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 。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接下来,他历数自己性格中“七不堪”与“二不可”,认为人的真性情属于自然,而礼教则抑制了人的性情,如果想保持 人的自然之性,就必须从礼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礼教有违自然之性的角度来拒绝出朝做官。嵇康想“游山泽,观鱼鸟”,若是“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 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不难看出嵇康对官场的厌恶以及对自然的渴慕。
第二,对儒家礼教的批判。嵇康陈述拒绝山涛不能做官的理由,“必不堪者七”只是嵇康的托辞,而“甚不可者二”则是嵇康不愿人仕的真正原因。首先是“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宋刊《明州本六臣注》翰日:“汤与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礼使人浇兢,故薄之。”对此,鲁迅有深刻的分析:“非薄 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原来中国古代凡是想篡权夺位的人,都用汤武、周公来掩饰自己的行为,莫不以顺应天人,效 法成汤、周武自居,这原本是他们夺权篡位的理据和掩盖自己罪恶的遮羞布,其重要性对司马氏来说非比一般。司马昭在杀害高贵乡公之后,也以“欲尊依周 之权”、“安社稷之难”为自己辩解。阮籍为郑冲写的《劝晋王笺》,便用“昔依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籍已成之势,据既安之 夜,光宅曲阜,奄有龟蒙”这样的话来歌颂司马昭而获荣升并得以善终的。与阮籍对司马氏的歌功颂德相比,嵇康的一句“非汤武而薄周孔”无怪乎能触怒司 马昭。
第三,刚与柔的对立统一。“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从中不难看出嵇康性格的刚与烈,这样的性格与他的家境有关。文中载:“少加孤露,母兄 见骄,不涉经学”。正是由于他的刚直峻急,才会说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样离经叛道的话。但是刚与烈并不是嵇康的全部性格特征,据刘义庆的《世说新 语·德行》记王戎的话:“与嵇康居山阳二十年,未见其喜愠之色”;《晋书·嵇康传》亦记载:“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嵇康“家事儒学” ,“长好老庄”。在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后,嵇康性格中的刚烈稍减,“以无为为贵”成为他追求的终极目标。即使是在临刑之际,仍旧“神气不变,索琴弹之 ,奏广陵散”。嵇康本性率真,性情温和,骨子里却对自己认定的道义抱有惊人的执着。儒与道的交替影响造就了嵇康性格刚与柔的对立统一,使他的隐逸思 想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人,悲怆而壮烈。
第四,隐逸与游仙养生相结合。嵇康在继承了老庄隐逸思想的同时,根据时代及自身需要,将隐于山林与游仙养生相结合,企图以游仙代替归隐,从而实现自 己超然于物外的理想。“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他非常相信道家的玄黄之术,在对传统隐于山林渴慕的同时,也有对游仙长生不 老的希冀。嵇康特别注重养生之道,曾写下《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嵇康的隐逸思想虽师承老庄,游仙养生也有着与道家“避世”思想的吻合性,却不 尽相同。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说:“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并不是一个实有的人间境界”,而是“一种纯哲理的境界,这种境界,并不 具备实践的品格,在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正是嵇康“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它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为诗 的境界”。嵇康将庄子的理想境界实际化的同时,也将游仙思想归于山林化。他的游仙养生之路注重道家内在的精神修养,主张通过修身养性来达到精神上的 超越。在此基础之上,游仙养生又多了一层对现实的批判色彩。表面上看嵇康养生是为了延长生命,实则是保全自己的真性情。
第五,以个体思想为指导。隐士中不乏以自我为中心之辈,这与他们自恃清高的性格有关,嵇康亦如是。
蒋星煜论及中国隐士形成的因素时曾说:“隐士之所以形成,从主观方面来说,完全是由于个人主义或失败主义”,他将嵇康作为个人主义的典型,认为“嵇 康不愿做官的原因,是他太看重个人的自由”卜。《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 毕矣”,体现了嵇康追求的真正理想生活。嵇康在曹魏虽官拜“中散大夫”,却不影响他继续醉心于山水,沉溺于养生的生活。但是一旦答应山涛的邀请,恐 怕嵇康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了。换言之,出仕与否对嵇康而言,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能否继续他的隐逸生活。通过深入分析文本,结合嵇康的性格 特点,我们倾向于嵇康拒绝出仕是由于他更看重“个体”,自己本身不愿做官,这与道家的“重己”思想不谋而合。
四、结语
嵇康的隐逸思想既有儒家对责任道义的执着,又有道家对自然的推崇,还包含了魏晋玄学对超脱凡尘的向往,几家思想相互作用造就了嵇康既凄美又悲壮的一 生。嵇康的死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心酸与无奈,我们在为嵇康的才华所折服、为他的遭遇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应从另一面进行思考。嵇康所追求的隐逸之道虽 比“竹林七贤”其他六人彻底,但也并非真正的隐逸于山林。正如前文所说,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隐逸是他为自保而不得不作出的抉择。嵇康的“刚肠嫉恶 ,轻肆直言”让当权者恨不得早日将其除之而后快。嵇康的笃信与坚持,让他选择以玉石俱焚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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