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中的永恒——托马斯·默顿早年生活简介

宗教是人类生活中神秘而重要的一部分，马克斯·韦伯曾说人类最高尚的情感是在这个领域中表达出来的，然而他本人并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只是用学者冷峻而理性的眼光分析这一现象，这样的路数往往引来信仰者的批评，以为隔靴搔痒，未得精髓。然而如果是信仰者来研究宗教，就存在一个客观性的问题，很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该如何化解这种两难的处境呢？笔者以为研究一种宗教，首先应当研究该宗教每一信徒的生命轨迹，尤其是那些公认的精神领袖，这样既可以找到客观的事实，也可以发现袒露其内心体验的文字记录。但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尽管如此，笔者依然倾向使用这种方法。本文拟简要介绍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的早期生活。

托马斯·默顿是二十世纪美国天主教最有名的修士之一，尤以灵修见长,并积极参与宗教对话。他于1915年出生于西班牙与法国交界处，当时一战正酣,父亲来自新西兰，母亲来自美国，都是艺术家。在他一岁时，全家到了美国。他这样描述父母：“他们之所以和环境格格不入，并非因为他们是圣贤，而是因为他们与一般人有点儿不同：他们是艺术家。艺术家的特征就是超越周遭环境，但是并不能脱离世界。”父母的艺术气质深刻地影响了默顿，使得他喜欢绘画与诗歌，这些都成为了其后来表达信仰的方式。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是独特的：“母亲要我独立自主，不随波逐流，不能像富裕人家的子弟，他们好像是同一个模型在生产线上拼凑出的产品。我必须有开创性，有独特的个性和自己的理想。”

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默顿很早就有与众不同的个性，他这样描述自己：“从小我总是抗拒占有性的爱，不论是来自何人——我总是本能地渴求开放与自由。在和超越本性，过信仰生活的人相处时，我才能真正自在平安。”

然而他个人的生活可以说颇为不幸：6岁时丧母，14岁时丧父，28岁时失去了唯一的弟弟。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不断面对死亡与痛苦。母亲离世时默顿还小，“再一次，雨落个不停。我不太记得埃瑟姨妈是否曾经留在车内安慰我，我的确非常悲伤，不过至少没有人要我到那可悲又可怕的火葬场，不必隔着大玻璃目送母亲的棺木慢慢被推铁门，送入火炉，否则我一定会更加难过。”而在父亲病重时他则写到“我和家人都理不出头绪。这绽开的伤口无药可医，只有像动物一般逆来顺受。没有信仰的人面临战争、疾病、痛苦、饥荒、苦难、瘟疫、轰炸、死亡时只能如此，就像不会说话的动物，只能默默承受苦难；可能的话，当然会尽量躲避，但总有一天再也躲不过，只得认命。你可以试着麻醉自己，尽量减少痛苦，但该来的总会

来，痛苦终将把你全部吞噬。“在弟弟去世时，他已经是一名天主教修士了，写了一首诗，第一段是这样的：

好弟弟，若我无法成眠，

我的双眼是你坟上的花朵；

若我咽不下面包，

我的斋戒将在你丧生之处如杨柳般生长。

火热中，我若无缘觅水止渴，

我的渴将化为泉水，献给你这可怜的旅者。

从这三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默顿自身精神的变化，从逃避到面对，再到给人安慰。一个不断面对死亡的人必然要思考超越性的问题。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上帝是超越性的根源。

1933年默顿求学于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仅仅读了一年，就转学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他在剑桥时常常处于情绪的谷底，阅读了佛洛依德，荣格，阿德勒后，认为自己性格是内向的，由性压抑所致。他常常逃课，最后成绩却还不错。这一切都对他极为不利:老师找他谈话，监护人找他谈话。（那时父母都已经过世，由父亲生前好友汤姆来监护）。最后他离开了英国。“我儿时初访英国，在淳朴的乡间行走，参观村里老教堂，阅读狄更斯的小说，和姑姑及表兄弟姐妹漫步溪边野餐，当时并没见到，也没有觉察这个地方有何不妥。” 当要离开英国时他的感觉则迥然不同“最奇怪的是，你若倾听足球、橄榄球、板球、划船队员和狩猎者的呐喊声，以及茶肆酒馆里顾客笑闹或笨拙起舞的声浪，不免要问：明明是一片欢乐喧嚣，为何听来如此痴呆空洞，如此荒谬可笑？我觉得剑桥和整个英国似乎都在苦苦扮演生气蓬勃的角色，简直称得上勇气可嘉。演这种戏必须大费周章，就像演一场盛大复杂的比手划脚猜字游戏，服装布景昂贵繁复，配乐多而无当，整场演出乏味至极，因为大部分演员实际上都已经是行尸走肉，早被自己的黄色茶水气给闷死，或被酒吧酒厂的气息、剑桥牛津大学墙上的霉菌窒息而死了。”此时正值1934年，英国经过一战之后，实力大为削弱，但依然勉强维持了霸主的地位，而此刻希特勒已经在德国上台，整个欧洲都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氛围。

哥伦比亚大学则成了默顿生命的转折点，在那里他先后遇到了两位影响其一生的老师:一位是范多伦（MarkVan Doren），另外一位是渥尔许（Daniel Walsh）。前者引导他如何欣赏文学，后者带领他学习经院哲学，并最终把他带到天主教中。范多伦“不会惺惺作态，也不会为了掩盖无知，引述一堆评论、猜测或与该课题无关的无用数据。他真心喜欢教他份内该教的东西，不像有些人私下憎恶诗、讨厌文学，却还好意思自称是文学教授。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哥大竟然有许多像他这样的教授，他们不会狡猾地置文学于死地，将文学隐埋于一大堆不相关的玩意中。他们教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区分好书坏书，辨别真正的写作与虚伪、模仿的作品，确实澄清并教育了学生的观念，因此让我对自己的新大学肃然起敬。” “渥尔许一点也没有一般教授傲慢、自以为是的态度，他不需要用那种造作掩饰自己的缺点；和范多伦一样，他不需要躲在花招或琐碎事物之后，甚至不需要展现出特别的才华。由他单纯微笑的面容就证明他不想引人注目，只想全心沉浸在圣托马斯坚实有力的精神中。”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处于快速上升的阶段，默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接触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从天主教到共产主义，从赫胥黎到布莱克，本科毕业之后，他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阅读的内容更为广泛，又遇到了一位在哥大游学的印度年轻僧侣，与其年纪相仿，成为挚友。他们彼此交流对宗教以及对现代文明的看法，最有趣的是，这位僧侣建议默顿认真研究奥古斯丁，并说天主教中也有神秘主义传统。这大概是默顿最早参与的“宗教对话”吧！在写作硕士论文的时，他参加了一次天主教弥撒仪式，获得了强烈的宗教体验。“我发现我走入了新世界，连那么丑陋的哥大建筑也变形了，那些原来为了暴乱嘈杂而设的街道也处处显得安静。坐在第一街狭窄的恰尔滋餐厅的露天餐厅里，在肮脏局促的矮树丛后吃早餐，竟也像是到了天堂境界！”不久之后，他领洗成为天主教徒。

默顿曾想做文学青年，但经过一番反省之后，发现自己的动机有问题：“就我的志向而言，其目标也没有错，成为作家或诗人都没什么不好——至少我自己希望如此——错误出在其目的是内在自我崇拜心理作祟，为了达到那个标准，目的是要满足个人的野心。只要我是为了自己、为这个世界写作，所写的就不免出于激情，处于自私自利和罪恶；邪恶不良的树即使能长出果子，也只会结出邪恶不良的果子。”

他想成为一位修道士，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修道院呢？起初，他对耶稣会颇有好感，但是他的老师渥尔许则对这个修会未置可否，默顿也逐渐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该修会。“我需要的是在孤独中有深度、有广度的发展，在天父的注视下过着单纯的生活，就像植物在太阳底下舒展枝叶。我需要一种能够使我全然脱离世俗、使我与天父合一的会规，而不是一个需要我在这个世界上为天主打仗的修会。”后来他对方济会情有独衷，并谋得了方济会圣文德学院教授英文的工作，但是那里的神父却认为他默顿没有圣召，不能成为神父。一次默顿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了熙笃会特拉比斯修院的资料，立刻吸引了他。“在这悲惨、喧嚣、冷酷的世上，仍然有人能够尝到静穆孤独的绝妙喜乐，这些人住在被人遗忘的山间小室里，在隐修院内离群索居，不再受到世俗欲望、爱好、冲突的骚扰。他们不再被肉身奴役。他们的目光清澈，不再被世俗的烟幕与刺痛蒙蔽，只要举目向天，就能望见天国深处的无限光明，那治愈世人的光明。就因为他们穷得一无所有，才享有自由，享有万物，触碰到的万物都冒出神性的火花。”很快他亲自去了一趟特拉比斯修院，此行给他极大的震撼。但是对于是否要加入熙笃会，默顿自己并不确定，小住了几日便返回了圣文德学院。

一日，一位在纽约贫民窟哈林区工作的天主教徒访问圣文德学院并且发表演讲。“她说，假如天主教徒能用信仰的眼睛去看原本应该注意到的哈林区，就离不开那个地方了，千百位神父、教友就会放弃一切到那儿出点力，设法减轻整个种族的大苦难，让这个种族不再贫穷、疾苦、沉沦、被弃，摆脱在经济不义的重担下精神、物质皆遭受压榨扭曲的处境。”“哈林区里共产党阵容强大。他们势力大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做的救济工作都是基督徒应该做的；每当黑人劳工失去工作要挨饿时，共产党员总是和他们分享自己那份食物，并在一旁替他们打抱不平。当濒临死亡的黑人遭医院拒收时，共产党人便会出边找人照料，甚至进一步在大街小巷公开宣讲这不义之事。如果黑人家庭因为无力缴交房租被驱逐，共产党员也一定会亲自替他们找到蔽身之处，甚至愿意和他们分享自己的住处，大家看到都有口皆碑：‘共产党员才是真正爱穷人的！他们真正替我们做事！他们的话一定可信！没有别人关心我们的利益，除了参加他们的阵营，他们的革命，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这番演讲促使默顿在那一年的八月走进了哈林区，他的所见所闻已经远远，令其震惊不已，他见到了美国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在这庞大、黑暗、热气腾腾的贫民区，成千上万的黑人像牛羊般被关在一起，没得吃，没事干。一个情绪鲜明、感情反应深刻的种族，其理性、相像、感性、情感、忧伤、渴望、希望、认知，均被强行推入心底，被铁环般的挫折感束缚，被铜墙铁壁般的偏见团团围住。在这个大锅中，无价的天赋、智慧、爱、音乐、科学、诗歌遭受践踏，落得和腐败的渣滓一起下锅煎熬的下场；千万灵魂被罪恶、苦难、堕落所毁灭，全军覆没，他们的名字从活人名单中消失，丧失了人性尊严。”“那些勉力游到沸锅盯上、凭着精神力量或其他因素尚能在锅子表面停留的让你，或是能够远离哈林区、有机会读大学受教育的人；他们幸而免遭淘汰，却也只得到暧昧不明的特权，活出哈林区仅有的理想。他们只得到一项可悲的任务，就是去思考、模仿白人世界中被称为文的玩意儿。”默顿曾经想过永远留在哈林区，但最终选择去了特拉比斯修院成为修士，那时是1941年，他26岁，八年以后，成为神父。

默顿非常推崇早期沙漠教父的灵修经验，在默观方面达到非凡的高度；他也积极参与宗教对话，与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高僧有密切的来往；他还非常关心社会主义运动，并推动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在他的早期生活中找到根据。

1968年，默顿在曼谷参加会议时，因意外事故，殒命海外，后被葬于特拉比斯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