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与阮踽—读《与杨德祖书》三札

对曹植的《一与杨德祖书》格外留意，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一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曹植在对当世作者的论列中提出一个与曹丕不同的“六子说”，以杨修替换了阮踽。细思之，其中不乏政治文化争夺的意味；至于为何是阮璃，则涉及二曹与阮的关系。二是在阅读中，深觉该文顿挫宛转，张弛有度，情理并至。刘勰言子建诗“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钟嵘《诗品》说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二评难不可兼评曹文乎!窃以为，“慷慨”、“磊落”指其语言，“骨高”指立论，“气奇”指文理，以此观，该文直堪“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之经典。以下为论述方便，先谈第二个问题。

 

一、子建文风如诗风

 

历来对曹植的评价多侧重于诗，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无可非议。《文心雕龙·明诗》中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性：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上论中曹诗的地位似还不够突出，到钟嵘则是推崇备至。《诗品》中曹植高居上品，其断语更是不吝美言：

 

“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此语一出，遂成言说子建诗的不刊之论。以《与杨德祖书》为例，曹文实亦具备“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点。为方便行文，悉录该文如下，并分为七层

 

【第一层】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童迄至王金：三土查生金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绂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第二层】然王复丕赶绝迹二堂壬里鱼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锺期不失听，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第三层】世查羞丕鱼星痘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而多自谓能与司马于今称之。吾亦不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

 

【第四层】羞查直感查查亘墓嫒；直蕉：亘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砦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El。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

 

【第五层】釜查妊兰苣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池))、《六茎》之发，众人所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第六层】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轻盎鱼

 

【第七层】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立．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羞置盍置道丕行贝IJ：

 

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相迎，书不尽怀。植白。查塞时堡衷二查壹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关于其“词采华茂”“体被文质”的特点，似可一目了然，不赘。重点说该文的“慷慨磊落”“骨气奇高”。请注意划线八句，多为提领之言，其或论或述，或议或断，都要言不烦，足见曹文语言之慷慨磊落。至于骨气，用其中三句为例约略论之。

 

其一，“仆少小好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魏晋是一个天才少年辈出的时代，面对当世文坛，二十五岁的曹植底气和自信十足，其言开门见山，激情澎湃，一副登高临远、指点江山的气势，难怪刘勰也盛称陈思“公子之豪”①。

 

其二，“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该句前子建以陈琳为矢的，对邺下文坛精英作了批判。此论可与曹丕“文非一体，鲜能备善”②相比，一则“虑详而力缓”③，一则犀利而干脆。而此层中所用证据更是：孔子制((春k》，“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再顾及下文“南威之容”“龙渊之利”，即可见子建骨气之高。其三，“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这是后人“借用”最多的一句。有人认为，曹氏兄弟对文章的价值判断正相反，就是“借”了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作比。其实，只要联系上下文，“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即可见出曹植为文的标准之高和态度之认真⑤。如此慎重的态度却以一句“辞赋小道”承接，不正见出曹植的追求和要求之高么!另需澄清，从后论看，在曹植的概念里“辞赋”显然也不等同于“文章”⑥。

 

以上三点是证曹植为文的“骨高”，下面再谈该文之“气奇”，即曹植行文的顿挫宛转、有意无意、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首先将七层意思试疏如下：一是论今世文坛之精英；二是谈文人创作的不足：文体未能兼备且不自知；三是论文章无病很难，因此批评润饰很必要；四是谈批评不可造次及批评者应具备创作能力；五是论批评的包容性；六是谈创作应认真学习；七是谈自己的志向。

 

细味文理，该文写作的动因当起于对刘季绪胡乱批评的不满⑦。但行文至第四层方点出；不过之前又不乏张本，如第一层中谈到五位作者“今悉集兹国矣”，言外之意，文坛中心都不在荆州，你刘季绪何来批评的资本；第二层“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其实是对刘“胡批”的穷追猛打，言下是说，要批评也只有我曹植来做。后来第三层论及创作之难也是从不可“胡批”转出来的。在不法故常的转换间，忽然点出要害，既不突兀，又铺垫得让人无可辩驳。

 

第三层以“丁敬礼”与“孑L子”为证据，可谓奇正相接，庄谐相生，新鲜有趣。第五层“人各有所好尚”实从第四层所谈不可轻言批评之意转出，看似宽容实为恶搞，“兰蓖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铖池》、茎》之发，众人所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前后相搭，又是一个出其不意，亦庄亦谐。

 

第七层是反接，正言写作之不易、之需认真，忽然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跌宕起伏，虚实相间，既有弹性又深刻，足见曹用笔之奇。不过，此句显是虚笔，不可作陈思之真意解。余言也拙，借刘勰之语来评该文：“陈思序书，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提篇章之意。”“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具体说，该文论说之机理与行文次序并不照应，全以气贯，立论磊落超拔，论证转换无迹可循，看似旁逸斜出，实则摇曳生姿。有似小说剧本之布局⑨，出其不意，新鲜活泼，鞭辟人里，是之谓慷慨磊落、骨气奇高也。

 

二、不一样的“六子说”

 

仅看((一与杨德祖书》似无疑处，对照稍后曹丕的((一与吴质书》、论·论便不难发现一处大不同，同是论文，同是论了“六子”，兄弟俩却拿出了不同的版本。

 

来看吴质书》。建安二十二年，魏大疫，徐干、陈琳、应场、刘祯并故，曹丕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恢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着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技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孑L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诸子但为未及古人⑩，自一时之俊也。”该文情理兼备，曹丕的沉痛怜惜之情感人至深。文章主要篇幅在于论述“六子”。可见，当时包括徐干、刘祯、应场、阮踽、陈琳、王粲的“六子说”已是自然而然、约定俗成的事实。反观杨德祖书》，曹植谈的“六子”却以杨修替换了阮璃，此是为何?

 

细想来，这与二曹之争不无关系。曹植此说难保不是在建立一个别样的文学评判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当然也有点党同伐异)。在太子之位尘埃未定前，两兄弟的竞争是多方位的，文学之争即是重要一面。鲁迅先生曾说：“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

 

这里有个追问，对两人而言，文学之争难道如此重要?这就不能不分析其父曹操的气质与兄弟俩所处的文化环境。

 

东汉末年兵权割据，征伐不断。魏国之所以能在人才、国力、文学、文化上取得对吴蜀两国的全面优势，一个核心因素在于曹操，曹操是个文武双全、在政策上兴兵又不偃文的人物。《三三国志》评价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尽管兵火连天，但在推进社会发展、文化繁荣上，曹操动作不断。按其本传记载，建安八年秋，征罢袁绍的曹操颁布《修学》：“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十五年，颁布贤。其后苟或、傅干等都有进谏。二十一年，曹操进爵魏王，次年五月修建泮宫(学校)。

 

二曹就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他们同“六子”的交游始自建安十六年。曹操很注重对二人文学文化素质的培养，从王粲等六人的履职即可见其苦心。按《三国：王粲“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徐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陈琳、阮璃“太祖并以琳、踽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璃所作也。琳徙门下督，踽为仓曹掾属。”应场、刘祯“场、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场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可见，六人都是经过曹操征辟、检验的人才，是专门派给两兄弟作良师益友(文学侍从)的。事实上，王粲等对二人的文化文学观念也影响不小。所以曹丕说“盖文章经l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二曹都强调要“成一家之言。”都推崇著书立说，这与曹操的初衷及“六子”等所营造的文学文化环境显然不可分。由此看二人对文化格外在意就不难理解了。在建安二十二年“司马门”事件之前，曹植一直保存着被立储的希望。所以《与杨德祖书》中略有推陈出新的“六子说”不妨理解为一种文化政治集团的建构意识，或说一次文学话语权的争论。

 

三、曹植缘何避阮璃

 

就该文本身论，不谈阮踽似也合理。杨德祖书》作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此时阮璃已逝。文中有“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或曰“今世”为“在世”义，实则未必，下文有“今悉集兹国矣”，显然逝者阮璃是不能“集兹国”的。于此论，曹不提阮可通。然就情理论，实与阮璃和二曹的文化政治关系有关。二曹与六子的关系大体良好，由他们之间的作品可证。很大程度上，建安文学的繁荣源于曹氏兄弟与六子等的交游唱和，而这种唱和虽然与政治立场没有绝对关系(除了王粲，其他五人在政治上算不得重要)，但还是比较能体现出彼此间的亲疏程度，而他们之间显然也是一种文化政治集团的关系。如曹植与王粲的关系较好，可作证的是：二人同题之作最多；王粲去世，曹植有诔；王粲还有诗写给曹植的好友杨修，这些都是于其他人之间所没有的。再看，阮璃故去，曹丕即在《一与吴质书》中说“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备极伤感，后又作体恤孀孤的《寡妇贝，可谓情深意重。当然，从作品来判定人物间关系未必确切，像阮踽作品存世很少，我们无法知道其作品散佚了多少，内容为何，但定性的推断却不妨，那就是：阮璃与曹丕的关系要好于曹植。

 

另外，从创作上可大致推断人物的性格。如陈琳，按《与杨德祖书》中曹植的断语及后世的评价，陈并不擅赋，但在同题赋的唱和中，陈参与很多，这可理解为陈性格的随和，在陈这儿为文与为人是分开的。而阮璃参与同题唱和不多，是否因其“病于体弱”而出勤率低，只能把那有限的精力用在为曹操书写简牍上呢。曹丕仅一句“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的评价，似能觉出阮高蹈的一面，与曹植比来，其间的性情差异似显较大。

 

再者，二人文艺观的差异也是证据。阮塥有篇《文质论》：“盖闻日月丽天，可瞻而难附；群物着地，可见而易制。夫远不可识，文之观也；近而易察，质之用也。丽物若伪，丑器多牢；华璧易碎，金铁难陶。故言多方者，中难处也；术饶津者，要难求也；意弘博者，情难足也；性明察者，下难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难之忌。且少言辞者，政不烦也；寡知见者，物不扰也；专一道者，思不散也；混蒙蔑者，民不备也。质士以四短违人，必有四安之报。故曹参相齐，寄托狱市，欲令奸人有所容立；及为宰相，饮酒而已。故夫安刘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强，不至华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啬夫，释之前谏，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为宰相，皆取坚强一学之士，安用奇才，使变典法。”

 

该文俯仰挥洒，以侃侃而谈起，以政治臧否结，旁若无人，用笔大胆，极具性格。由此可见，阮是个彻底甚至极端的反文尚质者。王粲元瑜有“庶绩惟殷，简书如雨。强力敏成，事至则举”，可证阮的实干气派。

 

反观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辞赋有其自身的文体特性。曹丕论·论文》讲“诗赋欲丽”；刘勰《文心雕龙·诠赌氏》讲“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甚至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杨雄壮夫不为，都与赋体“尚文远质”的特点有关。但曹植还是喜好诗赋，这性格气质使然，跟阮璃的反文尚质有极大反差。由此，至少可说阮璃与曹植在性格上差异较大，阮高蹈旁观，曹指点激扬，乐在其中。

 

综上，身为“作家”，阮与曹植的文艺观和创作倾向都有所不同；但更根本的是二人性情、性格及价值观的差异，这阻隔了二者的交往，也造成了阮与二曹亲疏不同的状况。于是，曹植论文避谈阮璃而以和谐、亲密的杨修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