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伤理论视角看电影《活着》中的福贵

摘要：影片《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经历了战争和政治运动带来的多次创伤。经历了数次创伤事件后，福贵产生了不同的创伤症候。本文从以弗洛伊德创伤研究为代表的创伤理论角度对福贵的症候表现进行诠释，并用心理分析理论对福贵从创伤经历中恢复的心理机制加以解读，不仅对观众理解影片主题具有现实意义，也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创伤理论的跨领域研究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创伤理论；心理分析；活着；福贵

 

创伤理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精神病临床领域向历史，哲学，文学，文艺批评等人文领域扩展，将创伤理论与文学研究结合成为了文学批评的一种流行趋势。创伤一般指由外界因素造成的身体或心理的损害。创伤既可指由某种直接的外部力量造成的身体损伤，也可指由某种强烈的情绪伤害所造成的心理损伤。通常，人们将这种外部力量称之为“生活事件”。（赵冬梅，2009）。创伤理论研究家朱迪斯•赫尔曼认为，“创伤性事件是非常事件，但并非是因为它们很少发生，而是因为它们破坏了普通人对生活的适应”（赫尔曼，1992）。影片故事发生的四十到六十年代，恰恰是“非常事件”频发的特殊年代。期间，主人公福贵先是经历了解放战争，随后又经历了镇压反革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几场政治运动。福贵被抓作壮丁，参与了国共内战，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解放后，在“大跃进”中小儿子友庆死于意外；文革中女儿凤霞由于得不到专业医生的治疗死于产后大出血。福贵的悲剧看似是孤立的，个体的，偶然的，但这些悲剧背后折射的是时代的悲剧带给广泛群体的集体创伤。经历过战争和政治运动等创伤事件后，福贵产生了不同的创伤症候。本文从以弗洛伊德创伤研究为代表的创伤理论角度对福贵的症候表现进行诠释，并用心理分析理论对福贵从创伤经历中恢复的心理机制加以解读。
 

一．战争带来的创伤及其恢复
 

创伤源于现代性暴力，是现代文明暴力本质的征兆（陶家俊，2011）。战争作为现代文明暴力的最高形式，给受创者带来的心理创伤往往是剧烈且持久的。战争创伤在许多优秀电影中都有详实生动的反映：《拯救大兵瑞恩》中米勒上尉剧烈颤抖的右手，《现代启示录》中维拉德连绵不断的噩梦，都是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在不同个体身上产生出的不同症状。在这些影片中，战争本身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并非作者的第一关注点，被卷入战争中的不同个体才是影片的焦点。在《活着》中，福贵和春生在街头表演皮影戏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迫参与到战争中。在军中福贵结识了富有经验的老兵“老全”，和老全这种老兵不同，战争的惨烈是福贵这种平民百姓未曾见识过的：在寻找老全弟弟的过程中，福贵目睹了遭溃逃的国民党军队遗弃在雪地里难以计数的冻死的伤兵，目睹了老全遭到炮击身亡。战争给福贵带来的创伤不仅是即时的，也显示出强烈的延后性。凯西•卡鲁斯指出，人们对创伤事件的反应通常都会推迟，灾难留下的伤害和刺激往往都是在灾难发生后才发生作用的（朱振武，邓芬；2013）。汉语中“心有余悸”这个词便是创伤延后性的极佳诠释。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福贵听到枪毙龙二的枪声时吓得魂不附体，紧紧抱住一棵大树还被吓尿了裤子。显然，枪声激发了福贵压抑在潜意识里的对战争的回忆。战争已经过去，福贵不再面临枪林弹雨的威胁，但是战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一直在延续，并且影响了福贵以后的生活。此时创伤已经进入受创者的潜意识并且代替了潜意识。因此受创者意识不到也不能控制重复性强迫的发生。赫尔曼认为，创伤不能独自面对，只有“在关系中”才有康复的可能。创伤的复原首先应以恢复幸存者的权利和建立新关系为基础。幸存者在某一时刻一定会感到与另一个人的联系，也会因另一个人的慷慨、善意和宽容而感到与他的联系，由此开始与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联系（赫尔曼，1992）。福贵的妻子家珍扮演了帮助福贵重新与外界建立关系的纽带的角色。首先，家珍对福贵一直表现出不离不弃，矢志不渝的可贵品质，从没放弃过福贵。战争结束，在福贵返家后，家珍也给予福贵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可见，家庭的温暖与家人的亲情成为了福贵走出战争阴影并得到治愈的关键。
 

二． 友庆之死带来的创伤及其恢复
 

表面上看，是春生无心的过失直接害死了友庆。在片中，台词反复强调了“疲劳“这个关键词。友庆去学校参加炼钢，过于劳累就睡在了土墙底下。而区长，也就是春生，“也是太累了，几天几夜没合眼”。如果不是大炼钢铁给人们带来的高强度劳动，友庆的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呢？一系列的巧合背后隐藏着悲剧的必然性，也就是“大跃进”这一左倾冒进的政治运动给人民身心两方面带来的伤害。友庆死后，“强迫性重复”在福贵和妻子家珍身上都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弗洛伊德指出，有创伤经历的患者倾向于不断重温痛苦的情绪。例如，患者会在梦中反复梦见经历过的创伤性事件。因此“患者一直沉迷在创伤的过去，对他们来说，过去与现在和将来都脱节了”（弗洛伊德，1910）。福贵和家珍的强迫性重复就体现在每次给友庆上坟时，都会用饭盒装上二十个饺子，而这正是友庆最后没来得及吃的午饭。另一方面，强迫性重复经常以扭曲或伪装的记忆形式出现，“睹物思人”即是一个例子。在本片中，皮影被扭曲为福贵对友庆记忆的伪装物。文革破“四旧”运动中，镇长要求福贵烧掉皮影，而福贵坚持要留下皮影，因为他“看见这皮影就想起友庆了”。然而皮影最终还是被烧掉了，镇长劝说福贵：“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此处，镇长和福贵默认选择了压抑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压抑是最基本的心理防御方法，与遗忘曲线遗忘是完全不同，压抑是指受创者有意识地把受创经历排挤到潜意识中去的人为遗忘。这种心理防御虽然允许外在的生活继续进行，但却以牺牲内在世界为代价。“外在的创伤虽然结束了，它的影响似乎也被个体‘遗忘’了，但创伤所导致的个体心理后遗症却继续存在并对内在世界不断产生影响”（赵冬梅，申荷水，刘志雅；2006）。因此压抑机制并不能使福贵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恢复。综上可见，友庆的死给福贵带来的创伤后遗症是多样的，而创伤的恢复是漫长而且艰难的。福贵能从友庆之死的阴影中走出，在于对春生的谅解。文革中春生被划为右派，妻子自杀，春生自己也有了轻生的念头，关键时刻福贵原谅了春生，并意识到春生对自己的愧疚与歉意是发自内心的。与春生的谈话使被压抑在福贵潜意识中的痛苦回忆重新回到意识层面中，创伤经历对潜意识的替代被阻断了，福贵也就真正得到了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