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效应下中国新时期文学西方传播的译者取向

【摘要】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西方世界的提升诉求凸显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海外译介在提升我国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上的重要性。莫言先生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获得诺奖是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充分肯定，同时说明莫氏作品海外译介是我国文学外译的典型的成功案例。在分析比较“熊猫丛书”和“莫氏译介”两次文学外译案例后，本文从译者选择和译介模式角度探索以新时期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的译者取向。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莫言；西方传播；译者模式

 

莫言先生的叙事文风使其作品成为西方主流读者解读和感知中国当代社会的读本。但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并不是不可企及的，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中，如张贤亮、余华、刘震云、王安忆等也都在文学造诣上可以与之比肩。笔者通过分析比较“熊猫丛书”和“莫氏译介”，对莫言先生文学作品的成功外播翻译范例进行研究分析，意图从译者选择和译介模式角度探索以新时期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的译者取向。

 

一、新时期文学外译的尝试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出现是在刚刚结束文革十年的文学荒芜期后，伴有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模式和精神价值取向等各方面的社会变革，这两点使新时期文学成为西方世界对现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系的认知核心，所以这一阶段的文学外播的初始就负载有中国文学海外复兴的使命；同时，因为政治体制和译介资源匮乏，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海外推广和译介均低于期望，所以提高文学传播的效度与速度的焦虑情绪也一直显现在文化决策层。我国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海外推广作出屡次尝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文写、“熊猫丛书”和莫言先生的译作。

 

陈岚教授曾评论“《中国文骂从创刊到停刊历时五十多载，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唯一窗口，在新中国外译史上，起到奠基石的作用”。这本创刊于1951年10月的杂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西方文学界了解中国文学的唯一途径。但是这种期刊出版物很难达到文化、文学传播需要的深度与广度，于是，在被誉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黄金年代”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时任《中国文学》主编的杨宪益先生从闻名世界的《企鹅丛书》得到了启发，主持出版了“熊猫丛书”，将中国经典著作用英、法两种文字以单行本图书的形式在国际范围内出版，旨在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和文化译介到西方主流国家，从而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熊猫丛书”推出的第一个作家就是沈从文，之后除了一些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丛书译介了王蒙、张洁、梁晓声、池莉等多位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据统计，至2007年底，“熊猫丛书”共出版英文版图书194部[31。不可否认，“熊猫丛书”在8O年代中期受到了多数英语国家的认可与推崇。但~1190年代中后期，由于译介质量和出版媒介等诸多因素，丛书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读者，直至2001年《中国文停刊，丛书也基本停止出版。“熊猫丛书”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机构翻译作品，其翻译动机和译本选择当中携带有太多的政治性阻碍，原著的文学性也在译介过程中被扭曲破坏；同时，老翻译家的退役和大量优秀翻译人才的流失导致丛书的译作水平质量大幅下降。所以，丛书的失败是必然的。

 

莫言先生的译作在传播目的国被广泛接受与认可。在北美，自汉学家葛浩文于1988年译介莫言的妖堂蒜薹之哥灾》(修订版更名为怒的蒜薹》)以来，英奇(M．ThomasInge)和厄普代克(JohnUpdike)等著名文学批评家针对莫言的小说写过长篇的文学评论，并且发表在NEWYORKTIMES、NEWYORKER等世界范围发行的著名刊物上。在瑞典，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马悦然先生也是在2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莫言的作品，其弟子陈安娜更是在老师的帮助下把莫氏作品翻译成瑞典语，让莫言真正开始了他征服诺奖评委的漫长路程。但莫氏文学在西方社会的认可最早来自于法国。酉国》的法译本早在2001年就获“儒尔·巴泰庸”(LaureBataillin)外国文学奖，莫言先生被授予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6年《生死疲劳》的日译本获本“第l7届福冈亚洲文化大奖”。从这些海外文学界的认可与肯定我们可以窥得，正是成功的翻译推介使得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主流读者当中得以推广，扩大了其文学作品的认知度，而莫言本人的象征资本也快速地积累。

 

如译者陈安娜所言，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至国外的数量第一人。据统计，莫言小说的外文译本是最多的，有46种，仅《红高粱家]就有16种译本之多。这些数据从译介层面反映出译本翻译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莫言作品在西方传播中是否成功的关键。译者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媒体，在文学作品的译介中担任着灵魂向导的角色。那么什么样的译者可以更好地完成抽象文艺的文学翻译，最大限度地保证文学翻译质量与效度，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理想的译者

 

新中国的译介史上，我们有质优良多的英译中翻译队伍，时至今，我国仍然是世界文化文学作品的最大输入国。而将中国文学，特别是反映现当代社会发展状态及思维意识形态的当代文学作品向国外译介的中译英人才却极为稀缺，其代表人物有杨宪益、萧乾和许渊冲，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和难以复制的人生轨迹决定了其翻译作品的高质量，并为他们在国内中译英翻译界树立了极好的口碑。然而就译作的传播目的国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而言，能把当代文学作品带人“他者”文化并保持原著文学水平的译者，还是外籍翻译家或汉学家。这一结论在莫言先生作品获奖中得到最有力的佐证。

 

(一)莫言的译者

 

莫言先生的第一本英译作品《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问世之时，一些双语读者认为原著与译作“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莫言听到后，不加思索地答日：“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圄。这位为莫言增添光彩的人就是年逾古稀的美国翻译家、被夏志清教授誉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葛浩文1988年来中国，对莫言的饫堂蒜薹之哥欠》一见钟情，两年后译作问世，此后他笔耕不辍地把大量莫氏作品引入了北美文学和文学评论界。在欧洲，翻译家陈安娜把莫言的代表作《生死疲劳》等译成瑞典语，最终使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莫言作品的青睐；德国译者则通过葛浩文的英译本转译成德语来推介莫言作品。在亚洲，莫言的翻译者主要是日本的吉田富夫和藤井省二O翻阅莫氏作品的翻译团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世界级的西方及亚洲汉学家集合。相较于先前的中国文学外译读物在西方的文学认知度和影响力，莫言先生获诺奖的案例从译者视角证实了外籍汉学家和翻译家的译作更有力地推广了莫言的文学符号，提升了其象征资本。

 

(二)理想的译者取向

 

早在2O世纪60年代，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就曾明确指出：“分析中国诗歌时，我们不宜太过放肆；但如果是翻译，我们则理应当仁不让。因为翻译最好是用母语译人，而不是从母语译出，这一规则几无例外”阎。撇去言论中的文化霸权和文学沙文主义不谈，葛氏的这一论点被比较语言学者和传播理论学者认可。比较语言学家从基础语言理论出发，认为译者用母语“译人”相较于用他国语“译出”而言是更为理想的翻译状态；传播理论学者以语言传播和跨文化交际理论为视角，也认为外籍翻译群体可以更有效度地在目的国范围内提高原著的文化认同。

 

莫言先生的这些译者们除了语言和文化交际背景优势外，特殊的学术地位和业界影响力也是国内译者不可企及的。葛浩文(HowardGoldblatt)，圣母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把萧红和莫言引入西方文学界，翻译了20多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45部作品，堪称汉学大家；陈安娜师从于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和隆德大学汉学家罗斯，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20多年间译了20部中文小说，包括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以及余华的着》等。这些译者身上兼有的研究者和文学批评者的身份使他们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批评界，甚至于大众传媒中可以最大限度地推介莫言，以增长其文学作品的社会资本和形象资本。所以，基于上述诸多理论及现实因素，外裔汉学家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最理想的领路人。

 

三、探索中的当代文学西播译者模式

 

莫言是幸运的，可是众多的优秀当代小说家却没有这样的运气。据一份调查显示，目前有海外译介的中国作家大约有150位，只占中国作协会员的1．3％。但那些没有进人世界文坛的作家不乏优秀的作品，只是他们没有幸运地获得译介，这也是中国作家鲜获国际奖项的原因之一。莫言在出席大使馆的见面会上说：“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我写牲死疲多，初稿只用了43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整整翻译了6年”。面对汉学家资源缺乏，译量与译介需求严重失衡的现实处境，如何构建理想的外译团队，保质保量地完成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就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一)“中西合译”

 

笔者认为目前最理想的翻译模式是“中西合译”。“中西合译”可以实现译作在文字、文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圆满。李景瑞曾提出“杨戴模式”，即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模式。他认为这种跨国夫妇的组合是最好的体现翻译传播的译者模式。当然，在莫氏的翻译群体中就有此类“杨戴模式”的完美例证。陈安娜20世纪80年代嫁给了来自中国的翻译家、诗人万之(原名陈迈平)，并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才真正开始学习中文，最终开始从事其中文译介事业。葛浩文与他的太太——来自台湾的林丽君教授更是合作翻译，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然而，我们不能要求这种夫妻式的翻译模式成为一种常规翻译套式，所以由中外两国译者联合翻译应是中文外译的主流发展方向。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我们的文化感召力和文学吸引力会使更多的西方民众有兴趣学习中文、翻译中文。国内专业翻译人才也会在注重“文化外输”的专业需求背景下提升资质，去匹配境外译者的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的水乳交融。

 

(二)“中译西审”

 

在目前优秀汉学家极为匮乏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海外译介过程极为漫长。即便是被某个汉学家选中，译者因自身公务原因，也很难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所以翻译过程也是少则以年计，多则以数年计。如陈安娜在她2O多年的译介生涯中也只是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妖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以及余华的着》等几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作品。所以强大的中文外译需求迫使我们要积极利用灵活多变的出版模式，通过“中译西审”的方法加快译介速度，提升译介质量。不论是作者本人还是政府研究机构都应该主动地为需要译介的文学作品寻求国际合作，寻找成熟的版权经纪人，从翻译这一最初的译介环节就实现中西合作，比如：我方翻译初稿，外方负责审改；中外双方译者互改互校互审等。这一译介模式不仅可以提高翻译效度和翻译效率，加快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步伐，同时也为国内的翻译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翻译经验，加速我们培养国内优秀外译人才的过程。

 

当然，培养我国自有的高端翻译人才也是我国翻译发展的必然走向。首先，在重点的对外翻译项目中实现公开招标，发掘国内的外译人才。其次，在项目的实践翻译基础上，选拔高级汉译英翻译人才，统筹建立翻译人才库。再次，努力开拓在华外籍留学生和海外留居华裔这两类人群资源，充分利用其语言和文化优势，制定政府相关的资助措施，吸引他们投身到文字翻译事业当中。

 

四、结语

 

此番，莫言获奖已经完成我国“文学远征”的第一步，其作品对英法主流阅读日韩朝台等多个东亚国家地区，有望使东亚地区形成能与欧美文学比肩的文学传统群体的影响惠及了包括。但获奖也让我们进一步审视到我国当代文学外播过程中的不足与阻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锦衣夜行”，难以推广到世界文学文化领域的现状，多数学者都同意除了译者资质的选控和译介模式之外，翻译策略上的缺失、图书出版推广策略的不当也都是新时期文学符号“走出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相信我们会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译者、译介、出版、推广四维联动的综合体系和平台，把更多、更好的新时期文学作品推介到国际文坛，使我国现当代文学傲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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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延国．莫言的翻译认知[N】．大公报，2012—12—27．

【6】Graham，A．C．PoemsoftheLateT’ang【M]．Middlesex：PenguinBooks，1965．

【7】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蓄势待发】．中华读书报，2010—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