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投壶活动发展到宋代有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功能及其内涵上。礼乐功能、教化功能作为投壶活动的传统性能延续未断,而在商品经济发展、宋型文化塑造中,娱乐功能被大大提升,成为最突出的功能特点。
[关键词]宋代;投壶;性能;
一、宋代投壶活动的礼乐功能
投壶活动在先秦时期既已有之,《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晋侯以齐侯燕,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而对于投壶进行明确论述的则是《礼记》,据《礼记》所载,投壶是射礼的一种,投壶之仪式、步骤、用具就是射礼的简化版。。”《宋史•艺文志》记有投壶著作有:司马光《投壶新格》一卷,王趯《投壶礼格》二卷,卜恕《投壶新律》一卷,还有窦譝《饮戏助欢》三卷,有关投壶运动的著作远超前代,惜多亡佚。
投壶发展到宋代,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功能。但礼乐功能仍然是最突出的。在《宋史•礼志十七》中详细的记载:“政和礼局定饮酒祭降之节,与举酒作乐器用之属,并参用辟雍宴贡士仪,其有古乐处,令用古乐。既又以河北转运判官张孝纯之言:“《周官》以六艺教士,必射而后行。古者诸侯贡士,天子试诸射宫,请诏诸路州郡,每岁宴贡士于学,因讲射礼。”于是礼官参定射仪:乡饮酒前一日,本州于射亭东西序,量地之宜,设提举学事诸监司、知州、通判、州学教授、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幕次,本州兵马教谕备弓矢应用物,设乐。其日初筵,提举学事、知州军、通判帅应赴乡饮酒官贡士诣射亭,执弓矢,揖人射,乘矢若中,则守帖者举获唱获,执算者以算投壶毕,多算胜少算。射毕,赞者赞揖,酬酢如仪毕,揖退饮,如乡饮酒。”射礼在乡饮酒礼中的集中体现即是投壶礼。在封建社会,投壶礼等有关箭术的礼仪项目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在于:古人浓厚的不忘本情结。古代先民早期是以打猎和捕鱼生存下来,在原始时代,箭术的高超与否是一个人必须的生存技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人成人的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获取食物的方式更加广泛,射箭不是唯一的生存技能,但是,存在于先民血液中的那种射箭观念转换成了一种代表性的礼仪,那就是射礼,随着文明的不断演进,到了宋代,投壶礼就成为了射礼的集中体现,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投壶礼所表达了一种对于祖先的敬仰和怀念,而在军事领域,则表达了对于武术活动的重视。宋初君臣致力于“制礼作乐”,振兴儒家道统,在此大的文化背景下,投壶礼的文化功能首先被挖掘出来,得到了贯彻和执行,这也是两宋三百年体育文化之所以发达的核心动因。
二、投壶活动的教化功能
投壶活动在礼乐系统的推动下,得到了极大地普及,王公大臣,寒俊庶民都热心参与其中。尤其是作为封建社会精英阶层的士大夫们,对其更是提倡不已。按此,封建士大夫阶层是宋政权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他们对于治国安邦的政教策略非常纯熟,更由于投壶的“寓教于乐”的特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宋代投壶活动之广泛了。“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是道之根也。” 这已经形象的说明了投壶所存之旨意,又宋白在《弈棋序》中也提到:“投壶博弈皆古也,礼经有文,仲尼称焉。弈之事,下无益于学植,上无补于化源,然观其指归,可以喻大也,故圣人存之。” 在这里,宋白直接点到投壶的起源问题,同时,又指出了存在的必要性。《归田录》卷一还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杨大年每欲 ( 一作遇 ) 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奕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投壶成为了和酒、琴等相伴文人左右而离不开的活动了,这也是投壶活动典雅化的表现。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写道:“司马温公既居洛,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 这就是文人参与投壶活动的一个缩影,试想,嘉宾云集,高朋满座。主人设宴以待,其间觥筹交错,雅歌投壶,真是宋代士大夫生活的完美诠释。当然,投壶活动在这里不仅仅是娱乐,其实也是一种典雅文化的宣扬。而投壶活动进入学校也有记载,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胡瑗当国子监老师之时,告诫太学生们:“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 这里强调的就是投壶的健身功能,一如我们今天开展的体育课。
三、投壶活动的娱乐功能
投壶活动的礼乐功能、教化功能都有其政治目的,并且随着投壶活动的发展,逐渐有着减弱的趋势。代之而起的是娱乐功能的加强。投壶活动虽然是一种礼仪,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通过宴会场面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有着宣示中原礼乐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着愉悦宾客、睦邻友好的气氛暗示。所以上说,娱乐功能其实很早就是投壶活动的一个功能之一,宋初之际,宋太祖为了皇权稳定,对手下武将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君臣之间两无猜嫌,……” 极力宣传一种享受富贵生活,勿要迷恋权利的思想。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大多数阶层都有条件进行投壶活动,才更加的普遍宣传开来。宋代文化的一个较为突出现象就是雅俗交融,投壶是文人雅活动的一个代表,苏轼诗曰:“葛巾羽扇红尘静,投壶雅歌清燕开”。投壶的典雅化,投壶活动对于场地等的要求,使得这种活动很容易铺展开。加上社会环境的安定,人们清歌雅舞的风气,锦绣山河的传唱,投壶之风盛行不已。
投壶活动的盛况在宋代文人的诗词里多有反映。北宋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投壶与鼓琴、咏诗、围棋等并为宋代文人雅士的所热爱的文体运动。北宋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四月谓之初夏,气序清和,昼长人倦,荷钱新铸,榴火将燃,飞燕引雏,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围棋投壶,吟诗度曲,佳宾劝酬,以赏一时之景。”范镇在《东斋记事》记载:“往在馆阁时,决于同舍,同舍莫能决,遂弈棋以决之,君实(司马光)不胜,乃定。其后二十年,君实西京为留台,予往候之,不持他书,惟持所撰《乐论》八篇示之。争论者数夕,莫能决,又投壶以决之,予不胜。君实欢曰:‘大乐还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领而归。岂所见然邪?将戏谑邪?抑遂其所执,不欲改之邪?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戏谑矣。”从中可见司马光擅长很投壶,以及他对投壶的游戏态度。司马光曾做诗道:“呼奴扫南轩,壶席谨量度。轩前红薇开,蒙下鸣泉落。必争如五射,有礼异六博。求全怯垂成,倒置畏反跃。虽无百骁巧,且有一笑乐。交飞觥酒满,强进盘飧薄。苟非兴趣同,珍肴徒绮错。”苏轼的诗《送王伯曦守虢》:“华山东麓秦遗民,当时依山来避秦。至今风俗含古意,柔桑渌水招行人。行人掉臂不回首,争入崤函土囊口。惟有使君千里来,欲饮三堂无事酒。三堂本来一事无,日长睡起闻投壶。床头砚石开云月,涧底松根劚雪腴。山棚盗散人安寝,劝买耕牛发陈廪。归来只作水衡卿,我欲携壶就君饮。” 苏辙亦有诗《送梁交之徐州》:“湖水清且深,新荷半犹卷。未见红妆窈窕娘,先排翠羽参差扇。水面风生人未知,欹倾俯仰长先见。崖上游人莫不归,清香入袖凉吹面。投壶击鞠绿杨阴,共尽清樽餐白饭。坐中飞将忽先起,轻衫出试彭门远。百步洪西白浪翻,戏马台南云岫满。江山雄丽信宜人,风流孰似梁王苑。” 梅尧臣也有诗作《郡阁阅书投壶和呈相国晏公》:“较量人世无穷乐,罗列平生未见书。聊奉投壶祭征虏,休言系剑马相如。画楼晚去闻寒角,缥帙看来落蠹鱼。日获诲言皆旧学,不惭贫贱带经锄。” 曾几投壶全中后喜作《投壶全中戏成》诗曰:“寸心只在所投中,出手何曾一箭空。不作秋风铺落叶,端如春草种成丛。旁观讵敢当勍敌,俯拾无劳命短童。说与妻孥须办取,如山酒肉贺全功。”南宋曹冠也有词曰:“四座沸欢声,喜我投壶全中的。” 南宋吴潜词曰:“呼社友,长日共追随。瀹茗空时还酌酒,投壶罢了却围棋。多少得便宜。”文人的传诵、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投壶活动的一种推动,引领着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体育竞技潮流。但是,在封建社会,体育活动要么依附于礼乐功能得以延续,要么依附于军事训练,存在于某一群体,在士大夫阶层中,从未能把此看做是与诗词可以相提并论的社会大行其道,可以相互切磋的一个类别,即是在汉唐,文人多有佩剑行走的习俗,却大多只是装点门面,并没有仗剑决斗和竞技的传统。在封建社会里,崇尚和平,贬低武事的氛围,以及守旧、愚昧的封建思想使得多种体育项目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我们有必要对于投壶活动做一探讨。陈骙《南宋馆阁录》记载南宋秘书省舍中所记陈列的物品包括:“壶瓶一,箭十二。”可见朝廷官员上班之余也会常玩投壶运动。“壶瓶一,箭十二”就是投壶最基本的配备。投壶运动是由壶与矢组成。把矢投入壶中为赢。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指出:“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全壶”就是把所有箭矢全都投入壶中,这无疑是最难的。“投壶全中”也无疑是最大的赢家。另外,司马光的《投壶新格》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儒家正统思想使得他担心投壶活动破坏了封建礼教传统,使得世人有违背礼乐之举,故而讲求的是规矩与中正,时刻标榜礼乐功能,也可看作是对于娱乐功能的遏止。
结语
宋代投壶活动的功能主要有以上几种,彼此相互消融,使得投壶活动一直在延续与消亡、礼乐花与娱乐化的边缘徘徊。投壶活动的兴衰与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相始终,当清朝灭亡之后,投壶活动几近销声匿迹,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悲哀。恰恰相反,投壶活动在日韩等国却还在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体育事业不应当落后,而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也亟需我们去挖掘和拯救。
[参考文献]
[1]李季芳,《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4年版
[2]伊永文著,《宋代市民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
[3]杨向东著,《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程大力著,《体育文化历史论稿》[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