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华北危局下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北进

【摘要11928年底的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全国统治的建立，但华北军、政实权却掌握在张学良手中。1933年随着13本侵华的步步加剧，国民政府在华北问题上经历了由依靠地方实力派到中央直控的策略转变。经过这一转变，国民政府贯彻了既定的“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对13方针，同时也努力将中央势力向华北推进。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指导下，这次努力因1935年何梅协议的签订而遭重创，加剧了华北的危局。

 

【关键词】军分会北平分会；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中央集权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将东北政务委员会改组为北平政务委员会，撤销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设立北平绥靖公署，皆由张学良负责。张学良仍然掌控华北政治、军事权力，中央势力没能直接掌控华北。1932年面对13本对热河的觊觎，蒋介石屡次电催张学良率军秘密人热，张学良一直犹豫不决。8月汪精卫通电逼张辞职，加剧了张学良在抗日问题上的游离态度，最终导致1933年3月的热河惨败。中央势力由此北进华北，华北地方政权开始出现一系列变更。

 

一、处理热河危机：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转折

 

热河地跨关内外，被日本视为伪满“领土”的外围之地，是13本实施华北政策的起始之点。驻日公使蒋作宾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在满13军料定三四年内不至惹起世界战争，决定积极侵略，况伪国财政困难，故急取热，兼收鸦片，聊充军费。板垣赴津欲扰乱平津，另成政府。”研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即将目标对准热河。1932年13本相继以东北军系的汤玉麟和何柱国为谋略目标，以图实现热河自治。诱降计划失败后，13军加速军事上的进攻准备：到年底13军的兵力有第六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一部、混成第十四旅团、骑兵旅团及关东军直属队与兵站队，此外还有伪满军队和伪匪军。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10日占领九门口。随即13军连日空炸热河开鲁并大举调兵辽西。2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公布“攻占热河计划”。

 

蒋介石在热河问题上是依赖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抵抗的，希望张学良将部队出其不意地调往热河。1932年7月7日蒋介石在给北平蒋伯诚参议密电中，要求张学良“务须从速，先派兵三旅用夜间动作到热河附近，使倭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遵令，倭亦无法，如卿兄以为此着冒险，则中意宁可先占热河，而暂弃平津，亦所不惜。”【·但这次出兵因汪精卫公开逼张辞职的电报而终止。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于1933年2月6日电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学良代理委员长，委其负责处理北方军事，筹办兵站、粮秣与运输、防空等事，以应付13本对热河、华北的侵犯。2月1913i南京国民政府“被迫采取保卫热河对策，成立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之所以以张学良的东北军来应对热河危机，一是由于“先安内再攘外”的选择，在蒋介石看来，“倭寇进犯，虽欲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不先安内，何以攘外，必陷进退两难之境”，因此不愿投人核心力量对抗日本。二是由于对日本意图的判断：“此后，彼必恼羞成怒继续扰乱华北”，因此，莫不如“或见机而止，以期了结榆案”『5]环调中央军北上，以免给日本人以扩大侵略的口实，并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大规模冲突。但形势发展之快出乎蒋介石预料，2月21日日军分三路发起总攻，热河守军一触即溃，防线全面动摇。

 

面对如此困境，蒋介石开始转变在抗日问题上对张学良地方势力的依赖。首先，对军分会进行调整。3月4日承德失守，随后热河沦陷。7日，张学良电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蒋介石顺势委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并将该机构置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指挥下。其次，抽出中央兵力北上。中央军的这次北上担负着抗日与推进中央势力北进的双重任务。为此，蒋介石对这次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明确了部队的出发及达到日期[6]484，注重后勤保障1715，并严明部队纪律。同时，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同时撤消华北军总司令部。这些危机应对举措意味着中央与华北地方关系出现了转折，蒋介石在事后曾对邵元冲等人说：“华北以前为实际革命势力所不及，此后当积极使党之基础深入华北。”

 

二、中央军事势力的北进

 

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势力的北进是通过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来实现的。军分会原本是张学良掌控华北军权的最高军事机构，张学良辞职后中央委任何应钦代理军分会委员长职权，并派原张学良与蒋介石的联络人鲍文樾为军分会办公厅主任。中央通过人员变更使军分会成为中央直接控制华北的最高军事机构。同时，中央规定在华北所有准备参战部队统归北平军分会指挥，“将包括业已北上之中央军在内的在华北部队重新组编，部署好以万里长城为防线的态势”。

 

军分会能否有效行使对各部队指挥权的关键在于能否掌管东北军。在张学良离平飞沪的同一天，杨杰向蒋介石报告北平东北军情况：“伪国及日奸以钜金在平收买军队极度活动，古北口、喜峰口进攻甚急，今汉公甫离平，人情浮动，职见以为平津若不戒严，以平时法度维持，恐难消患于无形”。瑚。东北军的军心不稳会对华北局势产生严重影响。为此，中央一方面对东北军进行精神安抚，何应钦到任后对东北军官员表示“一切照旧，望各安心”，[91478，蒋介石电东北军将士，称“张代委员长所爱护之将士，乃皆中正之将士，爱护之责，决无二致”，并勉励官兵“一心一德，再接再厉，益矢服从”；另一方面对东北军各部进行震慑，在北平、天津、察哈尔设立戒严司令部，并撤换个别作战不利的将领①。通过这一系列的举动，国民政府确保了在华北的东北军对中央的服从。

 

中央开始掌控华北军事的同时，在对日问题上贯彻执行了“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方针，这较热河危机时张学良为东北军自身利益而延缓出兵有所进步。但国民政府对日本只是“应战”而非“求战”，且“未尝实现整个作战计划”，因此并没放弃对日交涉，并最终签订了《瞎沽停战协议》。协议签订后，为使中央在华北势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军分会围绕整理华北军事问题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行动：

 

首先是处理伪军问题。在停战后不久，在日本暗地支持下以李际春(丁强)、石友三为代表的伪军在战区成立了伪华北民众自治联军军政府，由“唐山派”和“秦皇岛派”共约2万人构成，严重扰乱当地秩序，直接影响战区接收。为整编这些伪军，军分会成立的战区接收委员会分别在大连、唐山与日本交涉，达成协议：李际春部缩编为4千人保安警察队，隶属于河北省政府，其余人员解散。之后，石友三部900余人在老庄子改编，开玉田驻扎。战区接收委员会通过编遣伪军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其控制的目的。

 

其次是军费裁减、军队整编问题。《瞎沽协议》后为解决华北财政危机，国民政府中央认为“华北军队尚有二十余万，处此财政困难之时，故决定减饷缩编”唧。依此精神，9月何应钦在北平召开裁军减饷会议，决定各军、师每连裁汰三十人，共裁军五万七千余人，每月减饷五十四万余元。而在此之前，军分会已将作战时期各军指挥部、兵站、医院及其它临时机关全部裁撤。军分会通过裁军整编，一方面缓解了华北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也分化打压了华北地方军实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在华北的权力。

 

再次是军队思想教育问题。为了加强地方军队的向心性，军事委员会在长城战役爆发后决定组织“华北宣传总队”，北上工作。[u]481~此，中央将政训工作与党务活动推进到华北各地方部队中。以二十九军为例，设立了政训处和特别党部，在这两个机构的推动下“二十九军的政治教育开始与其他中央各军接近，强调对国父主义的尊奉与对蒋委员长的拥护”“。另外解决了义军和冯玉祥抗日同盟军问题。通过军事打压和政治瓦解手段将冯占海、邓文、邰斌山、檀自新、李忠义、刘震东等部进行改编，促使冯玉祥下野，抗日同盟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军分会通过此举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察省政权，打压了反蒋势力，缓解了因塘沽协定而造成的中央权威危机。

 

三、中央政治势力的北进

 

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势力的北进是由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来实现的。华北政权原本由张学良通过北平政务委员会来掌握，热河危机中张学良的辞职导致了北平政务委员会的解体。北平政务委员会系由东北政务委员会改组而成，地方色彩较浓，因此与军分会不同，国民政府没有保留这一机构，而是趁此彻底结束了华北的张学良时代。但北平政务委员会的解体也造成了华北的政治权力真空，“反蒋派”、“维持现状派”、“鼠首两端派”更容易被日本施策，因此中央政府急需将政治势力推进到华北，设立一个国民政府能够直接处理行政的机构。表面上看，政整会正式成立是在1933年6月17日，此时《塘沽协定》已经签署，但实际上这个机构与((塘沽协定》的签订密切相关。在应对华北危机中，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政府在抵抗的同时开始谋求对日“停战交涉”。因为中日间夹着“满洲国”问题，所以国民政府有意在华北成立一个新的部门以避开外交部而与日直接交涉，这样，政整会的“会务则不待委员会成立，将逐步同各位委员(日本)接洽办理。对于紧迫的华北时局问题，将根据中央之‘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方针妥善处理。”因此，这一机构理被赋予了对外交涉的权力。

 

中央对政整会寄予了厚望，希望它“收拾蔓延之战火，及时整理暴露在敌前的几省。”蒋介石特委其盟兄、与日本渊源很深的前外交部长黄郛担任委员长，“负华北党政军重任，以筹统一之效”[9]496。政整会成立当天，汪精卫致贺电称，政整会成立“实为华北政治前途馨祝无量”[14~78。因为华北军事已由何应钦的军分会负责，黄郛本身又不是国民党员，所以黄郛将政整会定位为对日交涉与处理华北政务。《塘沽协定》后，根据华北的特殊性，黄郛认为“目前切要之图，守在安定人心，保全疆土。其次则使战区恢复常情，设法安集流亡，然后北方各省市政务，始有渐次整理之机会。”

 

政整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处理战后问题，为此于7月1日成立了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于7月21日成立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由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主持。国民政府曾希望政整会直接支配战区十九县，但由于各种矛盾的牵制，被黄郛以“未能求之过急”而拒绝。但为了中央势力更有效地推进到战区前沿，政整会特别设立了滦榆行政督察专员和蓟密行政督察专员。

 

张学良时代的华北拥有独立的财政权力。中央势力推进到华北后即开始着手收归华北财政。长城抗战后，华北的财政严重恶化，军分会军需组长沈振荣9月间在北平军事会议上报告华北财政：“每月收入二百五十余万，支出五百五十余万，亏欠三百余万，除由中央月助二百万外，尚差百余万元。”救济款项筹措起来尚有困难，华北地方当局更无力解决如此大额的财政赤字问题。这样政整会一方面秉承蒋介石“中央对华北财政，总当负责。所有税收，由中央直接办理。如有不敷，亦由中央完全负责”“的精神，另一方面力图将财政统归中央。

 

在财政统归中央后，黄郛开始着手改组政整会内部机构。取消“财务处”与“政务处”，改为“参议厅”“调查处”“华北建设讨论会”。通过这种方式放手具体事务给各省市而统筹华北整个建设计划。中央通过政整会来应对危局下的华北特殊状况，在对日交涉与处理战后问题过程中使华北直接处于中央控制下，实现了中央政治势力的北进。

 

四、中央势力北进的特点及评价问题

 

1933年中央势力北进华北是与对日妥协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具有不彻底性。

 

首先，“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中央北进华北的牵制。

 

表现之一是调兵抗日的不彻底性。中央军北上抗日的直接原因在于热河出现危机后张学良没能有效应对。张学良辞职，军事大权收归中央。对于中央来说应该对日进行坚决抵抗，以收复热河进而收复东北。但是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指导下，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在剿共，蒋介石调部队北上是有所保留的，“仅调尚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八十三师北上一·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还多，如胡宗南的第一师，驻在河南闲着没事。”[171~5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召集何应钦、蒋伯成、杨杰、王树常等开军事会议，对杨杰希望调部队增援长城各口的请求，蒋介石指示要以现有兵力抵抗，不能希望增加援军。稻很多人对此表示担心：“近日人又以全力向长城各口进攻，滦东亦发生激战，似颇失利，然则北方战事急头，江西共匪仍无清剿之希望，兵力仅如此许，然则若何?”[18j，记从军队的调动可见，蒋介石对这次北上抗日并未抱有全力以赴的决心。

 

表现之二是减饷问题。塘沽协议并没有遏制住Et本的侵略野心，华北成了对日前沿阵地。国民政府本该加强该地军队实力，但华北军饷一度缩减，9月份减饷决定后，军队实际上再无饷银可发。12月2日北平军分会以华北各军军饷积欠达四个月之久，派万福麟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答应中央一次拨发75万元，23日孑L祥熙对报界称，前欠当逐渐支付，但非一时所能办。踟为此何应钦决定下级官佐、士兵饷额按六折发放。19158。而当初为了遣散杂军，在日本的干涉下国民政府为此支付了48．4万元l1Il51％。蒋介石为发动第五次“围剿”，要求财政部配合每五天拿出166万元军费㈣。国民政府在安内攘外间的选择弱化了华北的军事力量，也降低了中央的集权效能。

 

表现之三是战后处理伪军及派驻保安团问题。由于对日本的妥协，国民政府在处理战时给日本卖命的伪军问题上态度十分软弱。伪军头子李际春曾向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人员要求十个县长、二十个县公安局长的委派权，鉴于军分会和政整会并不直接干涉河北人事问题，最终成立了杂军编遣委员会，由李际春为委员长。杂军除有偿遣散外绝大部分编人了国民党的队伍里。[121208-209时年92岁的民主人士马相伯就此事电汪精卫，指出“李际春为日作伥公等置之不论，独于抗日军必加压迫，是非颠倒，何至于此”。『l51黄郛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战区清理事最痛心者为冯寿彭部今仍得移驻开平而不受处分，从对方言，视冯(冯寿彭杂伪军)重于黄(黄守信察省军)，使我难堪到极度，从我方言，此种部队可许存在，其余团队决无严格整理之余地。”I13J钾鉴于塘沽协议要求不得将正规军派入战区，战区接收委员会只好另派人军队穿上警察服装称作保安团。中央势力集权华北并没有彻底改变华北地方拥兵自重的现象，由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原为旧直系，1926年后才依附于东北系，因此既不想派自己部队去，也调动不了其它部队。政整会不允许再行增兵，使得战区接收工作因为保安队组建不起来而无法顺利进展，“致叛军肇事，县长亦难以安居视事。”

 

其次，中央与华北地方军的矛盾对中央北进的牵制。

 

中央军以抗战为契机进入华北，打破了华北原有的军事格局。长城抗战阶段，蒋介石在督促何应钦、黄绍修筑工事的电文中提到“只可以中央军在北方之兵力为度只可以能切实指挥之部队来打算共生死”。II1636-637蒋介石这种亲中央疏地方的举动使华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塘沽协议的签订对在长城抗战中付出重大牺牲的宋哲元部是个沉重的打击，加深了二十九军和中央的矛盾。在中央准备逐渐缩减华北军队之际，北平市长鲍毓麟(东北系)被调升为军分会委员，局长职位由余晋稣接任，这一人事变动引起了东北将领的强烈反对。9月11日“平市商会、工联会、贫民救济会、东北同乡会、东北难民会等30余团体及40余学校代表1000~,人到局请愿，”反对更换局长[91552。中央认为反对更换局长的举动“除东北军人出面外，内中尚有党中委、省委、市委、政客、商会。而市长、政委长皆为其反对目标若不早为收拾，而中央威信更受影响”【13]ss。双方的矛盾之深可见一斑。更换局长风波事件后，黄郛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提到，华北各省主席“大致对中央尚无恶意，然却各怀不安之念，简言之，‘剿共’得手，深恐武力转而向北；‘剿共’失利，深恐中央动摇，华北亦宜设法自保。”[1512H由此可见，中央在华北的这次集权没有彻底改变华北拥兵自重的局面，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态势始终没有得到缓解。

 

此外，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手段联合全国各派势力进行抗13，相反对冯玉祥抗日同盟军进行打压，进而带来不良后果，9月22日，伪蒙古军李守信的冀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公署在多伦出现，进一步加深了华北危局。

 

表面上看，中央政府已经掌握了华北军政权力，但在应对华北危局的过程中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因此日本对华北的觊觎没被阻止。

 

当然，中央势力北进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中央势力的这次北进行为最大的作用是给日本的谋略活动以严重打击。日本利用华北政局的动荡和各派势力的分合来配合军队行动，在1933年上半年对华北的反蒋派别实施谋略活动，相继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相、张敬尧等为工作对象，但“中央军进入华北以来，不仅北京的排日气势比张学良时代更加恶化，就是在蒋介石膝前的汉口、南京，亦更加厉行排日。”邪反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后，即写明法院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并用“以上事实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证明”，来表明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是有根据的，根本看不出法官是如何评价以及如何采信存有争议的材料的。于是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说服力，成为法官可能滥用职权、失信于司法公正的一个载体。为了防止法官滥用“自由心证”，应引入负强化，着力加强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严格落实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规定法官必须详尽公开心证的理由，并写于判决书中，对法官在判决书中拒绝开示其心证理由的，当事人可以向法官所在法院或其上级法院反映，来追究法官渎职审判的责任。同时，通过对上诉、申诉、当事人及案例人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投诉的案件实行严格的心证过程审查，对恶意运用“自由心证”的枉法裁判者，按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严厉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