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China’srise＂之修辞分析

[摘要]我国对外交流中频频出现的“中国崛起／China’Srise”一说，究竟在国际受众中产生了什么效果，又是如何产生这些效果的?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作为一个典型的话语构筑，“崛起／rise”投射出实力日益强大、地位日渐上升的中国形象，无疑极大地增强了国内受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然而对于多数国际受众而言，传达的则是格局变动、利益洗牌的信号，是对既得利益的威胁。本文通过对“崛起”和“rise”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进行修辞分析，结合当代西方主流媒体对“China’Srise”的报道，指出二者的不对称性。鉴于“rise”在国际话语中已具有明显负面联想，且对“中国威胁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对外交流有必要实行语言上的韬光养晦，慎言“崛起”，多谈“发展”。

 

[关键词]修辞；中国崛起；中国形象；发展

 

“中国崛起”是当前我国国家形象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当前国际政治界与学术界的一个当红话题。打开世界各大媒体，有关“China’Srise”的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国际学术界近年来针对这一话题的专著和论文更是汗牛充栋。

 

在我国国内，这一话题也同样炙手可热。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仅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崛起，还有“西部崛起”、“中原崛起”、“江西崛起、”“海西崛起”等各种各样的崛起。这种非同寻常的热情甚至辐射到了国界之外——斥巨资打造国家形象片并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出，以名人面孔展示我国从科技到体育、从金融到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学者们纷纷“走出去”或“请(外国学者)进来”，参加各种以“China’Srise／中国崛起”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与各国学者共议“中国崛起”大计。

 

在如此声势浩大的“中国崛起”热背后，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未能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和思考。例如“China’Srise”这一说法，究竟在跨文化受众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China’srise”对“中国威胁论”的推波助澜、对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该用何种话语策略加以化解?对于“崛起”和“和平崛起”这样的中文核心概念，该如何翻译?我们在对外交流时，面对“中国崛起／China’srise”论在国际社会中造就的具有威胁、不可信任的中国形象，疏于应对或无法应对，已经成为影响当前我们国家形象的重大问题。

 

本文运用西方修辞(rhetoric，即被广泛理解为“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的一门实践”，与传统汉语语境中主要指对辞格和文体风格的研究的“修辞”有所区别)理论，分析国家形象的话语内核，探讨“崛起”与“rise”在各自文化中的不同含义，对如何应对“China’Srise”一说造成的负面印象，以及在对外交流中如何翻译“中国崛起”提出建议。

 

一、“中国崛起／China’Srise”的修辞本质、动机和效果

 

《说文解字》对“崛”的解释是：“崛，山短高也。从山，屈声。”用作动词时，往往表示如短高之山，慢慢从大地上突起高耸，是一个缓慢而稳健的动作；而根据Merriam—Webster在线词典，“rise”的第一义项是“toas一SHineanuprightpositionespeciallyfromlying，kneeling，orsitting”。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崛起”还是“rise，都首先指某种具体、有形之物(如山或人)的物理位置的上升。“中国崛起／China’Srise”是以实代虚，将国家当成一个具体有形之物来谈论其形象变化，及其地位、权力的变动，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隐喻，因为“国家”并非由地域、人种、历史事件等非话语因素构成的明确、稳定的实体。当代西方关于“国家观念”的主流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存在于想象当中的政治共同体(animaginedpoliticalcommunity)”[23。人们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和想象，是“在包括大规模流通的印刷品、新闻、历史叙事、地图、博物馆陈列乃至日常话语交流等象征手段在内的各种因素的诱导下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觉和信念，因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宏观修辞作用”，是一种具有动态特征的修辞构筑。

 

如果“国家是修辞构筑”，那么“中国”也必然是一种修辞构筑。正如美国学者布鲁斯·卡明斯(BruceCumings)最近指出的那样：“对美国人而言，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隐喻”_3J。但这个隐喻在西方一直以来都谈不上正面和积极——除了“历史悠久”、“神秘莫测”外，“落后”、“缺乏民主”、“缺少启蒙”是西方对中国的主要印象。通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媒体宣传等修辞手段造就的这种中国印象，虽然与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却几乎根深蒂固。

 

“中国”与“崛起”两个隐喻叠加而成的“中国崛起／China’srise”，更是修辞的产物。以“China’srise”概念在西方话语中形成过程的三个重要话语事件为例。1993年，世界银行公布了“中国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报告；威廉·奥弗霍尔特(wi1liamH．Overhoh)出版了TheRiseofChina：HowEconomicReformisCrea—tingaNewSuperpower一书；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olasD．Kristof)发表了China’Srise一文，这三份材料在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_4通过信息选择和话语策略的运用，它们成功地构筑起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中国形象——经济实力甚至整个国家能力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以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为例。借用了“世界银行”的机构权威，套上了“客观”、“实事求是”的报告“外衣”，使得其中的“中国经济崛起”观点不仅吸引眼球，也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报告以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来计算得出中国惊人的“经济总量”，但对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经济结构、人才储备等更为重要的方面则语焉不详。这种以偏概全，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提喻(synecdoche)，是典型的修辞。正如20世纪西方著名修辞大师帕尔曼(ChaimPerelman)所强调的那样，“所有的修辞都是带有选择性的(allargumentisselective)”_5J。以改变自己或他人的态度、情感和行为为目的，有选择地展示或隐蔽某些事实，选择内容组织形式和言说方式，这种取舍本身就是修辞。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中国崛起／China’Srise”是个典型的修辞行为，“中国崛起／China’srise”则是通过话语精心构筑起来的一种想象。

 

当然，任何一个修辞行为，都以某一修辞目的为先导。西方话语中的“China’Srise”，也往往有其未必形诸语言却无可怀疑的动机。例如，虽然奥巴马和霍华德等大国政要曾多次公开表示对“中国崛起”的赞赏和支持，但对这类溢美之词的理解必须与说话者本身的身份、言说的时机与场合等进行综合考虑才有可能——他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公共场合的一言一行受到许多限制——本国与中国的利益关系、以往政府的对华政策，甚至国内特殊时期的政治需求(如大选、经济萧条)，等等。他们在公开场合表示出的支持赞赏，其实是一种八面玲珑的外交辞令，是着眼于这一做法可能带来的好处而做的修辞安排：(继续)取得中国的好感；刺激本国国内反思自身的问题并加以改进；转移国内舆论焦点，转嫁民怨目标；迫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等等。这些都将使西方受益，同时也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依据，为国内外受众接受将来可能出台的遏制中国的政策预先创造有利的心理状态。总而言之，他国政要不论以何种方式表达对“中国崛起”的赞许，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一旦形势需要，他们会悄然改变口径和做法，并为这一新口径、新做法寻求合理的解释。

 

除了政要，西方另一个讨论“China’srise”话题的群体是学术界。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并不能自外于西方社会的各种利害关系和冲突。政治对学术的持续渗透，学术与经济的关系13益密切，使得学术讨论的动机13益复杂。正如邱恒明在评述英国财经记者戴维·史密斯(DavidSmith)的著作《龙象之争》时所说，“西方学者或记者著述中印崛起类话题，都是以他们国家的利益为基础，为西方的企业和政要们出谋划策”_6J，他们的本意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中国政府、企业或民众提供建议和帮助。西方也不乏一些有远见、不为意识形态所累、思想开明的学者，他们对中国的现状和发展提出的友善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但我们也必须清楚，诞生于西方文化之中的学术作品，诉诸的是西方受众，满足的是西方的需求，如何为我所用需要智慧。

 

无论对于西方的政要还是学者，“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共识，并在国内外受众中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例如，导致了“中国威胁论”长期以来甚嚣尘上，并已散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一些国家的行政部门借此加大对中国经济的两反调查；“崛起”论甚至改变了许多中国人自身对中国的认识，认为中国已然是世界公认的大国，甚至超级大国，产生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的盲目自得心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的“China’srise”论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修辞行为。

 

二、如何应对国际话语中的“中国崛起／China’srise”论

 

给西方可能带来诸多好处的“中国崛起／China’srise”论，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个真正的威胁。如何应对这一论点，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对我们是个巨大的挑战。要迎接这个挑战，首先应具备批评精神和反思能力，在国内外如火如荼的“中国崛起／China’srise”热中保持冷静，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追捧。如果我们对“China’srise”大声叫好，对西方生产的“中国崛起”类的著述只有“觅得知音之感”，不加批判、毫无保留地向国内推荐，则我们就将完全受制于人，谈不上有任何作为。

 

其次，我们应找出在“中国崛起”这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我们为何一直陷于“批评一解释一批评”的被动局面。正如上文所说，“中国／China”、“中国崛起／China’srise”都是修辞构筑，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崛起”，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稳定不变的共识定义，而是存在各自不同、但都具有说服力的多种理解。“崛起”和其他任何关键概念一样，也具有内在的争议性。例如就经济崛起而言，存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两种完全不同的衡量标准；就国家的全面崛起而言，更是存在多种版本的标准。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Terril1)提出的四个标准就很值得那些中国崛起论者借鉴。他认为，如同崛起了的美国一样，中国要成功崛起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向世界提供价值观，全球军事能力，经验的历练，与其他文化交流的能力和意愿。而这四个条件中国目前均不具备，离崛起还有很远的距离。"无独有偶，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也认为，目前中国的崛起只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而对于一个仍旧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单纯的经济增长远远无法支撑这样一个深刻的进程，只有当中国实现了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崛起之时，才算真正的崛起。由此可见，“中国崛起／China’srise”是个不折不扣的修辞命题，存在极大的争议空间。但遗憾的是，在美国发起的“China’srise”大讨论中，中国没有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没有提出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来挑战这个命题。正是这种异议的缺失，使“中国崛起／China’srise”得以从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陈述自动上升为事实。

 

中国在这个话题上的失语的原因有很多，但观念的滞后是根本的。“身正不怕影子歪”、“事实胜于雄辩”、“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强国无外交”等观念仍在国内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只要我们国力强盛，就会自然而然为他国所赞赏；只有我们有足够的诚意和耐心，就一定能为国际社会所接纳，实现和平崛起；认为存在着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我们应该致力于向外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而且也是唯一的中国形象，西方即使对我们进行了妖魔化，真相也终将大白于天下，等等。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我们任由他人塑造和改变中国形象而在话语上无所作为。这种无所作为的代价就是，如果当前要挑战和改变“中国崛起／China’srise”的事实地位，我们就不得不负起完全的举证责任，以国际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和认同的道理，证明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和平式的发展。以我们目前对西方的了解程度来看，要完成这项任务，无疑困难重重。

 

但我们未必无计可施。西方修辞传统虽然提供了确立“中国崛起／China’srise”论所需要的资源和策略，但同时也提供了对其进行质疑、挑战和解构所需的资源和策略。虽然西方主流社会认可的是不可信任、具有危险的中国形象，但和任何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一样，西方社会也并非铁板一块。由于意识形态、利益、族裔、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等等的差异，针对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话题)，西方社会内部一向存在着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西方的话语实际上是是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说的“混杂语言(heteroglossia)”，话语权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西方社会内部的“中国友好论”、“中国和平论”以及对“中国崛起论”的批评反驳等非主流声音，也同样得到了西方社会的授权，借用的是西方认可的权威，遵循的是西方的话语规范，对西方受众尤其具有说服力，因此完全可以为我所用，用以推进我方立场。

 

又如，我们完全可以在西方修辞的“争议点理论”启发下，找到“中国崛起／China’srise”论的争议点，进行有理有节的批驳。针对“中国经济总量的急剧增加”这一争议点，我们可以首先考察对方使用的各种数据、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因为西方一贯认为“数据是可操控的(figurescanalwaysbemanipulated)”，我们还应注重在这一操控过程中是否有违反常规惯例的做法。例如前面提到1993年世界银行公布，以PPP计算，中国大陆GNP为2．35万亿美元，人均GNP为2040美元，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以PPP计算，却得出中国大陆的实际GNP为1．6万亿美元，人均GNP为1450美元。两组数据差别之大，足以说明在相关数据的采用和计算上存在着重大问题。如果有关数据事实存在并且合乎惯例，我们则可以在“什么是崛起的标准”这个话题上做一番文章，力图对这些数据和事实下一个更有利的定义(如不是“崛起”而是“发展”)。如果这一点没什么争议(如关于崛起，国际上已经有了十分一致的标准)，我们还可以从各种相关情况找到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说法(在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来说利大于弊)。如果以上都没有重大争议，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话题集中在“什么时间、场合或机构是讨论中国崛起的恰当时间”上(如“中国的发展道路很特殊，可借鉴的经验很少，现在断言中国崛起为时尚早”，“媒体不具备判断中国是否崛起的权威”)。依次围绕上述“事实”、“定义”、“品质”和“程序”这四个基本争议点，我们可以有序、有力地构筑起与西方进行话语交锋的阵地。

 

三、如何在对外交流中翻译“中国崛起”

 

如前文所述，“崛”表示(如)短高之山慢慢从大地上突起高耸，是个稳健向上的动作，而用于描绘抽象动作时，表示“兴起”，指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因此汉语中的“崛起”是一个相当正面的词语。然而，英文的“rise”却给人以完全不同的联想。在推崇竞争、信奉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里，一国的崛起即对另一国的威胁，“rise”一词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负面联想意义几乎根深蒂固，即使在前面加上“peaceful”这样的褒义词，也于事无补。事实上，“崛起就是威胁”的观念使得“peacefulrise”在西方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此尽管我们竭力解释，“peacefulrise”在西方仍然被当成是“共产主义的宣传(commu．nistpropaganda)”、“过时的口号(oldslogan)”¨。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imer)甚至毫不掩饰对中国“和平崛起”论的不屑一顾，宣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另一位对中国较为友善的美国学者乔舒亚·雷默(JoshuaCooperRamo)也认为，国际社会本来就对中国不够信任，在“rise”前加上“peaceful”之后，反而令国际社会更加不安，甚至会成为一些人用来印证中国缺乏可信度的依据，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这些评论表明，“和平崛起”的说法缺乏对国际受众基本的说服力。

 

鉴于“中国崛起”与“China’Srise”的不对称性，我们不能根据英汉词典或者国际流行说法就将“中国崛起”简单地翻译成“China’Srise”，或者将“和平崛起”翻译成“peacefulrise”，而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国内外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推出“软性权力(softpower，国内通常译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Nye)认为“China’Srise”这一说法并不恰当，“复兴(revitalization)”也许更为确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2005年接受《财经》杂志独家专访时一再以“China’semergence”代替“China’srise”；2005年时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吴红波认为“peacefuldevelopment”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方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中央编译局专职翻译刘仁主张使用“China’SPeacefulDeveloping”以表示“正在崛起”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含义；_l德国Bielefeld大学社会学博士生、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刘涛则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迁这一更广的角度考虑，提出“中国政府应当考虑在重要国际场合提出南方跃升(TheRiseofSouth)的说法”，认为单单提“中国崛起”容易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文明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如果能以宏大的视野提出“亚洲崛起”和“南方崛起”的说法，必将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进而增进中国道德的感召力和文明领袖的亲和力。

 

以上这些建议，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和参考。由于翻译十分复杂、灵活多变，具体选择何种词汇，取决于我们对目标受众的重视、了解和影响，受众是修辞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国家形象构筑尤其如此。正如雷默反复强调的那样，“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并不重要，真正的关键在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对“受众”的认识不足，尤其是对跨文化受众的认识不足，导致“外话内说”，以为外交话语就是国内话语的简单翻译，不讲究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这正是我们在对外交流中频频失误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中国崛起”在我国对外交流中频频出现是我们缺乏修辞意识的体现，而“China’Srise”在国际话语里大行其道，体现的不仅是我们修辞意识的缺失，更是修辞能力的不足。在民间外交13益重要的全球化时代，在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的界限渐趋模糊的网络信息时代，国内外的“中国崛起”言论经媒体力量的放大，完全有可能带来更为不利的国际影响。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在不否定、不掩盖我国自身发展成就的同时，实行语言表述上的韬光养晦，慎谈“中国崛起”，多言“发展(development／growth)”，这将有助于我们塑造更为积极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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