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光洙是韩国现代文学史的启蒙者,在韩国现代文学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人将他和鲁迅并称为“中韩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李光洙的小说,尤其是早期小说,充满了悲剧意识。本文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从欲望悲剧、生存悲剧以及解脱悲剧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李光洙早期小说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李光洙;早期小说;悲剧意识
李光洙(1892—1950),号春园、孤舟、长白山人,出生在平安北道定州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l1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两个妹妹也不幸夭折。亲人的离去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永远也抹不去的阴影。13岁时,由亲日团体一进会的推荐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接受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无抵抗主义以及宗教思想,再融合朝鲜的东学教,即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奠定了其今后政治和文学思想的基础。18岁时经历了庚戌国耻,26岁时结束第一段婚姻,流亡北京、上海;29岁与许英肃结合。家庭、婚姻、祖国这一系列的变故,成为他早期小说创作悲剧意识的主要来源。1939年,他成为亲日御用团体“朝鲜文人协会”的会长,并改名为香山光郎;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独立,他隐匿乡间;1949年,因叛国罪被捕押往北朝鲜,1950年去世。
李光洙从1910年发表处女作《年幼的牺牲》开始,到1950年的《汉城》,40年间共创作了60余部小说,300余篇诗歌、散文、杂文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小说有《少年的悲哀》、《年轻的梦》、《金镜》、《无情》、《友情》、《泥土》和《爱》,以及历史小说《麻衣太子》、《瑞宗哀史》等。李光洙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高举反封建、反对旧文化的大旗,作为民族的先觉者渴望民族的觉醒,却因骨子里的无抵抗、妥协意识而颇受争议甚至失去生命。他的文学成为韩国现代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文学,为韩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有人将他和鲁迅并称为“中韩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韩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纵观李光洙的小说创作及其“生非容易死非甘”的悲苦人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小说,尤其是早期小说创作,充满了悲剧意识。
一、欲望悲剧意识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最核心的便是潜意识理论,这也是他全部学说的基石,是他悲剧美学的出发点。他将人的心理活动分成三个层次,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同时又提出“人格三重结构说”,即本我、自我、超我。潜意识可以说是本我,是指个体内部不被察觉的心理活动,在本质上是精神活动背后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力量,包括各种本能欲望和原始冲动,尤其是性冲动,而这种无意识的欲望往往为社会伦理道德所不容,因此被压抑在人心理结构的底层。而超我就是指社会道德规范等,它指导自我的行为活动,压抑本我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王富仁说“人的悲剧,是由于人的局限性造成的,是由于人的错误造成的,但人的错误又是在人的自然本能欲望的永无满足中造成的,是在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更崇高的目标中表现出来的人无法避免自己的错误,因而人也无法避免自己的悲剧”。所以说,李光洙小说中的欲望悲剧意识是他作为“人”所无法避免的。
1910年,李光洙发表了文学批评作品衿日我韩青年和情爸欠》以及纹学的价值=》。在这两篇文章中,他着重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并引申为“情的文学论”。而在当时,朝鲜社会同中国社会一样,笼罩在封建伦理的阴霾之下。作为文学的启蒙者,他大胆提倡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并创作了以民族主义、理想主义为主题的启蒙爱情小说,这在当时的小说界以及青年中掀起了巨大波澜。而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们,由于长期被封建思想压抑的情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无法得到满足的本能欲望,都怀有消极、苦闷、彷徨的心理情绪,这种欲望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构成了小说潜在的悲剧意识,而且这种悲剧意识贯穿在李光洙早期创作的全部小说中。
《少年的悲哀》中,男主人公文浩拥有着众星捧月的爱,但他唯独得不到的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兰秀的爱,二人劳燕分飞的结局更是李光洙现实生活中初恋悲剧性的写照。小说《年轻的梦》和《尹光浩》都讲述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与向往,小说中任宝镜和尹光浩流露出的对爱情的强烈感觉是之前新小说中所未曾见到过的,二人求爱却都遭到拒绝,这种惆怅、抑郁的心境迫使主人公大胆表现、放纵自我。《彷徨》和《血书》中的主人公“我”同样具有这种由潜在的情感欲望所带来的无法排遣的忧愁和痛苦,自我的理性调节在本能欲望膨胀时,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只能加大主体的人的苦闷,也流露出作者心灵深处更强烈的悲剧意识。相比之下,《有情》中作为养父的崔皙对于少女南贞妊的感情却略显不同,他想满足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大声呼唤着“我要隐藏的,那就是热情,是情的火焰、情的狂风、情的波涛。如果把我的意识比作有花有草的宁静的田野,那我的情就如同那怒吼在广阔田野中的野兽,一举打破和摧毁了安详和宁静。”孔但又迫于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极力维持自己这份情感的纯洁性。呼唤后,内心的惭愧又让崔皙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无处排遣,灵与肉的冲突使得悲剧性意识更加浓重。
李光洙小说中的欲望悲剧有着鲜明的主题——渴望爱却得不到爱。无论是文浩与兰秀相爱不得不分开,还是崔皙想爱却不敢爱,这其中隐含的悲剧意识不仅是欲望悲剧意识,更是“本我”的悲剧意识,本质上就是“本我”的自觉与“超我”的束缚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当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使得主人公奋力反抗的时候,注定失败的结果更加剧了小说中的悲剧意蕴,这种“自我压抑——反抗——被压抑——自我压抑”的矛盾冲突是无限恶性循环着的。因此,小说的主人公们永远也无法走出自己的悲剧命运。
二、生存悲剧意识
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朝鲜,有着不幸的童年,经历家破国亡的文人李光洙,其骨子里的无抵抗和妥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与叔本华的生存悲剧意识相暗合。叔本华认为人生本身就是悲剧性的、痛苦的存在,人类苦苦追求的幸福和满足也只是暂时的,人生如钟摆一样,总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着,世界的本质其实就是某种无法满足的欲求,如果无法满足是一种痛苦,那么世界也就无法摆脱其痛苦的本质。而对于李光洙,外部的悲剧性现实和内心的悲观世界注定了他小说中蕴含着更强烈的生存悲剧意识。
虽然他一再强调自己宁愿被称为民族运动活动家、思想家,而不是小说家,但他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决定了他只能成为文人学士。他曾在《青春》杂志上发表评论,写道:“文学绝不是修身教本或宗教经典,也不是它们的补充文字。文学有自身的明确理想和任务。小说中描写了嫉妒,其目的不一定必须是消灭嫉妒;小说中写了忠孝,也并不意味着在鼓励忠孝。它不过是如实地描写了嫉妒作为人的一种基本情感,它在人生中制造多少悲喜剧而已,忠孝作为情感的表露,它在人生中具有多么美丽的人情味。小说只不过把这些东西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此而已。”那么,李光洙在小说中所呈现的便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包括他自身的生存悲剧意识,尤其是作为弱国子民的生存困境以及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与个人情感冲突的悲剧性意识。
李光洙曾先后两次留学日本,并因起草“二八独立宣言”而流亡上海,因此,他的早期小说鲜明地表现出流亡海外的弱国子民的懦弱自卑的心理,主人公们的欲望、爱情悲剧更是与生存悲剧紧紧联系在一起。书》中的“我”在民族尊严的驱使下脆弱、孤寂、自卑,虽然与日本女子有了相爱之情,却没有勇气接受这份感情,以至于女子含恨而死,令人窒息的生存困境而导致的爱情悲剧使得小说蕴含了无比凝重的生存悲剧意识。《年轻的中任宝镜面临的生存困境也同样让他不得不感慨“我是一个朝鲜人,是一个对爱情只闻人言却从未曾体验的朝鲜人。朝鲜当然也有青年男女,但朝鲜男女却不曾有过以爱相近的事。朝鲜人心底也有炽热的爱,但朝鲜人的爱情早在萌芽时期便被社会习俗和道德磐石压死而枯萎。因此,朝鲜人是从不知道什么叫作爱情的国民”,这里的生存悲剧不仅仅是弱国子民异域他乡的悲剧,更有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下的人性压抑的悲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爱情婚姻悲剧,这种种悲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李光洙的生存悲剧意识。有人将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总结为五项内容:“人是痛苦的人;人生是痛苦的人生;人生是灾祸;人生是无价值可言的;人生是一场噩梦”,李光洙生活的苦难世界给了他痛苦的人生,痛苦的人生揉碎了他悲剧的心灵。
小说中一个个的“自我”在面对现实生存困境时所表现出的彷徨、愤恨、无奈,最后以至于妥协,这种完整地将生存悲剧呈现在读者面前就是李光洙所说的“文学自身的理想和任务”,也是在这叙述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生存悲剧意识。动荡的社会、灰暗的童年、不幸的记忆和被抑制的欲求在李光洙的潜意识里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而且转化为一种穿梭于作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悲剧性的意识,这些通过文学的创作被挖掘出来,李光洙作为主体的人在艺术世界的审美关照中暂时忘却了客观世界的痛苦,并因此获得情感上的满足与升华。
三、解脱悲剧意识
解脱是指解除烦恼,摆脱束缚,从而获得身心自由。李光洙的一生都在寻找一条解脱之路,寄情于文学艺术,却陷入政治的漩涡;隐匿于乡间,却也挣脱不了政治的牢笼。前面提到,李光洙强调小说只是把人生的基本情感、悲喜剧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已,同时他在《朝鲜文坛》杂志上发表的《中庸与彻底》等论文中提出他“恒常的文学论”,“他认为革命的文学是一时的,但革命结束以后绵延不息的依然是日常生活。恒常的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变化没有太多关涉,追求的是人生的本质”,这就决定了其小说主人公的命运结局。他追求的是一种冲突和矛盾归于平淡生活的解脱之路,当然这离不开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无抵抗主义以及宗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笔下的主人公的解脱无外乎三种,在强烈的民族意识的驱使下走向憧憬的未来;或是选择逃离现实,寻找一片新的天地;或是结束生命,走向死亡。
叔本华在他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中也提出了人生的解脱之路,首先是摆脱意志的束缚,走向艺术的殿堂,但是这并不能达到终极解脱,而要舍弃欲求,超脱世界,达到涅桀重生。最主要的是他坚决反对一切意义上的自杀行为,他认为自杀毁灭的是生命个体,而不是挣脱了苦难世界后的重生。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也提到“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解脱有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虽然叔本华和王国维都有明显的悲观主义人生态度,但也不乏合理之处,至少在分析李光洙小说中的解脱悲剧意识上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小说主人公的命运结局虽解脱,却未达到真正的超脱。理想主义的“超脱”境界绝不是逃避或者死亡,欲望的悲剧和生存困境的悲剧使得主人公的解脱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是生的痛苦超越了死亡的恐惧,才让所表现的主体的人选择了这般人生归宿,所以带有浓重的悲剧性意识。《无隋》中三位主人公李亨植、朴英采、崔善馨所追求的理想和爱情从未曾得到,最终三人选择妥协在民族主义的理想下,抛弃对爱情的真正理解,是妻子就该爱自己的丈夫,然后海外留学,给祖国带回知识、文明和力量,这种解脱抛弃了“小我”,完成了“大我”的实现,然而悲剧性的意识就存在于当一切归于平淡的时候,主体的人对于人生本质的思考,不是获得身心的自由,而是屈从民族正义。《有情》中的崔皙和《泥土》中的许崇都在生存困境中首先选择了逃离,一个选择西伯利亚的广阔,一个投身于农村进行社会启蒙。最终,崔皙仍旧归于死亡,而李光洙将许崇陷入极其理想主义的境地。同时,他赋予更多的主人公走向死亡的悲剧,情》中妓女月华投河而死;《有情》里崔皙和南贞妊痛苦离世;《丢中身为医生的安宾也只能看着妻子千玉南因病而逝;书》里的日本女子含恨而终。可见,李光洙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勇气面对的死亡,留给了文学世界里的主人公们。虽然,在文艺作品中,死亡不是生命存在的界限,而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境界,但依旧不能摆脱作者内心深处的悲剧意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学领域,史铁生的作品无疑可以给我们答案,他对人生的理解、对生命意义的探寻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启迪。人生来是不完美的,人人都有苦难和不幸,人人都有面临困境的时候,但是当厄运来临时,我们一定要同它抗争,在困境中不断磨砺自己的精神意志,进而实现精神上的超脱,最终归宿为享受人生的过程,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史铁生以自身的残缺和苦痛为思考的出发点,始终立足于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这样的重大人生命题来不断思考和探寻,最终使自己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并且把自己思索出的关于生命的意义通过作品传递到世人的心灵深处,因此有人称他为当今文坛的精神象征。总之,他用自己的苦难和思索唤醒人们对生命的珍惜,也让自己的生命光彩变得更加美丽。
【参考文献】
【1】胡河清.史铁生[J].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3).
【2】陈顺馨.论史铁生创作的精神历程[J].文学评论,1994(2).
【3】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第3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