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死亡，化解死亡，战胜死亡——迟子建《白雪乌鸦》的死亡叙事

【摘要】迟子建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是温情，而其在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又是以1910年在哈尔滨发生的鼠疫为观照对象。在这篇小说中，迟子建在自己的创作风格、美学追求与人类的死亡宿命间寻找到了一条平衡之道，并建立起自己独特风格的死亡叙事，即正视死亡、化解死亡、战胜死亡。

 

【关键词】迟子建；白雪乌鸦；温情；死亡叙事

 

死亡是人生旅途的终点，是人类的终极宿命。但是，相比于疾病、天灾、战争、意外，最具有宿命感的死亡方式莫过于瘟疫。瘟疫就像一个予取予求的死神，倏忽而来，倏忽而去，玩弄猎物们于股掌之间。而人类在瘟疫面前，毫无反抗的能力，就像一群等死的囚徒，听凭死神的安排。更加残忍的是，瘟疫不仅夺去成批鲜活的生命，摧毁的更是活人的神经。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离去，暂时逃出一劫的人们经历着伤心、痛苦、恐惧、绝望等情绪的轮番轰炸，最后或在死神来临之前自我崩溃，或麻木不仁地等待自己的刑期。

 

瘟疫是最“黑色”的死亡方式，而在人类历史上，最为谈之色变、闻之惊心的无疑就是民间俗称黑死病的鼠疫。迟子建在2010年的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就选取了鼠疫作为自己的观照对象——19l0年，哈尔滨，傅家甸，鼠疫。

 

一、迟子建的创作风格与死亡叙事

 

自登上文坛以来，迟子建一直维持着稳定的创作风格，一语概之，即是温情。评论界对此风格的普遍评价是温情是一把双刃剑，在成全了迟子建创作风格的同时，亦有温情过头的倾向，影响了她开拓人性的深度和批判现实的力度。批评者认为这一点在《白雪乌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对死亡的恐怖的正视不足(加缪的《鼠中有一段对少年临终前被鼠疫折磨的近乎“自然主义”式的纪录描摹，动人心魄)，对人物死亡前的心理描写避而不谈，从而使人物死亡前的“从容淡定”缺乏说服力，“天灾”与“人祸”未能形成滚雪球式的联缀效应。还有论者将《白雪乌鸦》与《鼠疫》(加缪)对死亡的心理透视与哲理性思考进行对比，反衬《白雪乌鸦》的种种缺失。

 

诚然，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有道理并不等于就是合理的。第一，作家写的是小说，不是关于鼠疫的调查报告，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如果把作家“没写什么”作为指责的理由，就会有求全责备之嫌；第二，作家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会以自己最擅长和最个性化的方式对小说素材进行取舍和加工，这也正是文学艺术魅力之所在。所果以一种创作风格作为衡量之标准，以加缪的哲学思辨强加于迟子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温情不等于回避现实，在迟子建过往的作品中，死亡的出镜率不低，但无一例外，她都能用人性的温暖来包裹死亡的冰冷。即使是色调最为“黑色”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最后也能用落在主人公右手无名指上的蝴蝶走出死亡的阴霾。但是，鼠疫这种高频率、高密度的群体性死亡题材对于迟子建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事实证明，迟子建在自己的美学追求和恐怖的人间惨剧的巨大鸿沟问，找到了一条平衡之道，那就是：正视死亡，化解死亡，战胜死亡。就如同《白雪乌鸦》的书名所透露出的意蕴，用对立的黑白二色互相平衡，不管是用乌鸦的生机与活力来平衡“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肃杀，还是用白雪的纯洁与安宁来平衡乌鸦带来的死亡阴影，终归都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生的希望来平衡死亡的威胁。

 

二、正视死亡的叙事策略：人物的“去中心化”

 

以鼠疫为题材，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珠玉在前。但同样是对死亡的表现与直视，《鼠疫》诉诸观者的理性思索，《白雪乌鸦》则落脚于观者感性的共鸣与激荡。

 

不同的艺术效果缘于作家不同的创作思路和叙事策略。《鼠疫》的主体人物是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拯救者群体，而被拯救者则被抽象为“他们”。“他们”在面对鼠疫时的种种微妙的心理体验不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表现出来，而是被抽象化、概括化为一种典型的情绪，被作者冠以“他们”的名义进行条分缕析。《白雪乌鸦》虽然也描写了以伍连德为首的拯救者群体(官员群体)，但是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却是王春申、秦八碗、于晴秀、翟桂芳、喜岁这些小人物，这些贩夫走族，这些灾难的具体承受者。对死亡的感受不是由作者亲自现身说法，而是体现在这些小人物的一言一行上。

 

为了完成自己的死亡叙事，迟子建用心良苦，在小说的开篇采用了人物平行进人故事的独特开局。第一章“出青”以王春申为线头，牵出了包括一个丈夫、两个妻子、两个孩子、两个情人的“大家庭”；第二章“赎身”则迎来了翟芳桂、纪永和、陈雪卿的粉墨登场；第三章“丑角”在交待了鼠疫主要发生地——傅家甸的地理特征之后，周济、周耀祖、喜岁——这后来同赴黄泉的周家祖孙三代顺次出现。之后进场的主要人物虽然不再以专章的形式出现，但手法和策略都是大同小异。

 

如此精心设计的人物出场方式其实是对应着“去中心化”的人物结构方式的，这是迟子建完成自己死亡叙事的“文眼”。“去中心化”不是加缪式的对人物的取消，而是对人物的格外强调。每个出场的人物都有自己完整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征，他们不是冰冷数字中的一个，他们甚至不单单是一个毫无感情色彩的人名。他们有各自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他们或委屈窝囊、或自私无耻、或身世飘零、或重情重义、或明媚阳光。不管怎样，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栩栩如生，亲切地就像亲人和邻居。正因为这样，他们的死亡才会让我们感同身受，唏嘘泪流。也正因为没有中心人物和边缘人物的区别，所以每一个死亡对观者的冲击都能掀起同样的感情波澜，都能唤起观者对死亡的情感体验。

 

这就是迟子建独特的死亡逻辑，生命越鲜活、个性越分明，死亡就越凄然，越直指人心。迟子建不是要给予人们关于死亡的恐怖体验和凛冽思考，而是要唤起人们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死亡本身已经足够残酷，不需要作家“锦上添花”。在死亡的阴影中挖掘人性的闪光和温暖，带给人们真情与希望，平衡、中和死亡的黑暗与压抑，这才是迟子建小说一以贯之的目的所在。

 

三、“用温情化解死亡”的策略分析

 

苏童曾经这样评价迟子建，“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到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1]。在《白雪乌鸦》中，作家通过多重声部反复吟唱的主题便是用温情化解死亡。

 

(一)对日常生活的精确还原

 

在《白雪乌鸦》的后记珠》中，作者详细记述了自己力图复原历史真实的努力：“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人我的视野，悄然为我搭建起小说的舞台。”翻当然，小说不是历史考据，精确还原彼时的商业地理和社会环境只是小说的起点，这些历史细节最大的作用是为小说的市井小民提供翔实具体的日常生活的空间，给他们的凡俗生活增添人生的底色和质感。人物就像植物，他们在适合的土壤上才会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这些历史细节就是肥沃的土壤，滋养着各色人生。

 

人物有了，空间有了，剩下的就是生活。日常的生活是最平凡的，吃饭睡觉、工作娱乐，日复一日，看不出有丝毫的珍贵之处。但是这些凡俗人生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平日里浑然不觉，但一旦失去才猛然惊觉它们的不可或缺。瘟疫就是对人的日常化生活的一次风卷残云般的撕裂和摧毁。在瘟疫中，日常化生活就是人类与死神反复厮杀的战场。日常化的生活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人们对生的希望和渴求，象征着人们对未来的坚守和信心，象征着人们对死亡阴影的不绝如缕的反抗。正因如此，迟子建才把鼠疫下人们的生活百态描摹得千回百转、有滋有味，即使丑恶如纪永和的囤积粮食和典妻借债，在死亡的笼罩下也显得生机勃勃，因为在纪永和心中，还有明天。

 

(二)死亡的多样化

 

喜岁被鼠疫夺去性命的一幕是全书最具日常活力的华彩段落。为了凑齐送灶王爷上天的干草，喜岁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被隔离的瓦罐车。看到意外来临的喜岁，围坐在火炉旁的女人们兴奋地逗弄着孩子，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没有鼠疫威胁的平常岁月。“女人们笑得个个龇着大牙，看上去像是在给牙粉做广告”闭，然而，最明媚的一次笑容却迎来了最惨烈的死亡。周家祖孙三代，车厢里的九个妇女儿童，集体被死亡裹挟而去。

 

在1910年的傅家甸，像喜岁一样的五千多条生命，骤然写下了生命的休止符。但是在迟子建的笔下，虽然鼠疫就是死亡的代名词，但是死亡并不是只有鼠疫一种方式。如果说周于氏的笑死是人类对死亡的一次非常规的戏谑的话，那么秦八碗的为母殉葬及陈雪卿的为爱殉情则是人类在死亡面前的一次尊严宣示。在死亡面前，李黑子在死神的手指尚未指向自己时，已经在精神上自我了断，成为行尸走肉；在死亡面前，同样有对鼠疫不屑一顾的秦八碗和陈雪卿，在他们心中，亲情和爱情远比鼠疫、比死亡更重要。在这两道主动选择生命走向的人性强光的映射下，无往而不利的死亡也露出了无奈的败相，“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三)挖掘死亡内部的生机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哪怕是死亡。对死亡的致命一击无异于从死亡的内部挖掘生机。王春申是贯穿整个小说的线索人物。小说以王春申的马车为始，以他的马车为终。经历了四个月与死亡“耳鬓厮磨”的零距离接触，王春申的生活状态其实一如当初般地窝囊，生活在一个男性毫无话语权、由妇人统治的家庭之中。但是，这四个月，王春申内心的善良和宽容却在死亡触角的反复拨弄下破土而出。起初，因为金兰和继宝的死，他恨毒了翟役生，一把大火烧掉了翟役生倾其所有囤积的棺材作为报复。但是，在鼠疫过后的那个温暖的春夜，“看着尘垢满面、衰朽不堪的翟役生”嘲，王春申没有咬牙切齿的痛骂，没有冷嘲热讽的奚落，没有“恶人终有恶报”的释放，而是“动情地邀翟役生喝碗酒”闼。在死亡的反复扫荡下，王春申的恨早已被一点点稀释，最后只剩下劫后余生的悲悯和宽容。

 

王春申和翟役生在死亡的阴影中各走一端。王春申化阴风为春风，润泽人性；而翟役生则在对未来的绝望中，将自我放逐于人生之外，躲在教堂的炉火前，期待人类的灭绝来为他失败的人生陪葬。但就像迟子建其他小说中的善恶走向一样，恶最终要被善超越和包容。就像于晴秀在诞下男婴后，接生的胖嫂那一句不经意的真情流露，“恭喜了，翟役生这个可怜鬼，又有鸡鸡可掏了”嘲。即使翟役生恶毒到要与全世界对立，但是傅家甸的纯朴人们仍然将翟役生当成了他们的一份子，从未改变。

 

四、人性对死亡的征服

 

不管是以人性的温情稀释死亡，还是在死亡中寻找生的因素，最能彰显生的力量莫过于战胜死亡。在这一点上，如果暂时忘记那些逝去的人们的话，《白雪乌鸦》在最后唱响的那一阙“回春”之曲可以说是人类对鼠疫的完胜。

 

在结局的处理上，还有必要提一下加缪的《鼠疫》。在《鼠疫》中，死神最后的离去可以说是莫名其妙。没有人知道鼠疫是因何退却，即使是鼠疫防治的中心人物里厄医生也不知道。对待鼠疫患者，自始自终都是一些固定的流程，以前没有效，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有效了，一位幸运的姑娘成为医生从死神里抢回的第一条命。在结局的全城狂欢中，里厄医生是忐忑的，因为不知道病因，不知道治疗的方法，当鼠疫重新卷土重来时，人类还是束手无策。

 

《白雪乌鸦》中，伍连德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击败了鼠疫，解剖尸体、获得病茵的样本，从而查实病因、隔离治疗，焚烧在冬天无法掩埋的尸体，冲进鼠疫最后的庇护所——教堂。几乎每个环节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前无古人之举，甚至有丢官掉脑袋的危险。伍连德集中代表了人类的理性、勇气、决心和对科学的信仰。在小说中，与其说是击败了鼠疫，倒不如说是征服了鼠疫。在《鼠疫》中，加缪写到了鼠疫结束后人们的狂欢、亲人的团聚和日常生活的回归。但是在《白雪乌鸦》中，迟子建还通过密集的生育意象来象征人类的生生不息。包括鼠疫一切的死亡在内，不管多么凶猛、多么残酷，都是暂时的，只要人类一息尚存，就会重新繁衍生息。

 

在这里，迟子建用一整部小说编织的人性之网，终于严丝合缝，彻底遮住了鼠疫的死光。

 

【参考文献】

【1】苏童．关于迟子建[J】．当代作家评论，2oo5(1)．

【2】迟子建．白雪乌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陈思．温情是穿透灾难的力量【N】．文艺报，201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