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士风与文学

摘要：历史上，文学艺术成就常常与一个时期的政治面貌、时代状况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三国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从建安三个历史阶段，论述建安士风产生和变化的渊源、原因、特点及其对当时文风的影响，揭示政治、文化与士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相关史料和主要文人作品，对建安时期士人的心态及创作和思想进行分析。
 

关键词：建安；文士；士风；七子；三曹

 

建安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之前，第二阶段为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08-219年），第三阶段为黄初元年至太和六年（220~~232年）

一、初露端倪——建安文士的聚合
 

第一阶段，建安文士们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聚合的过程。汉末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上至公卿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过着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颠沛流离中成长起来的士人亲身经历了这种苦难。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建安士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方面较东汉文士更注重现实，关心民生；另一方面又不像东汉文士那样砥砺名节。重情性，尚通脱，露才扬己，求为世用，是士人的普遍风尚。隐逸山林，埋首书斋，虽也时有所见，积极用世却是士林主导倾向。阮瑀在建安中“曹洪欲使掌书记”，不就，亦“终不为屈”。但“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 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 隐居仅仅是等待时机，择主而依，并非真正地高蹈避世。文士对自我才能的自信，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这个时代士风的主旋律。热切的渴望，雄视四海的壮志，则是上层文士的普遍心态。矫世佯狂，实在是因择主非人，怀抱用世之才而不为世所用，心理倾斜的结果。

由埋首书斋而走向激扬政治，依附皇权而走向人格独立，尚古唯经而张扬主体创造，表现了东汉尤其是汉末士林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一种坠落的人文精神的复兴。魏晋士风之变，与此均有丝丝缕缕的联系。这种士风之变导致了文风的变化。东汉以降，文学由润饰鸿业，歌功颂德，而转变为批判现实，激扬清浊;由依经立论，表现外部世界，迫求普同性，而转变为抒情言志，走向心灵世界，表现个性化。[1]

文士陆续聚合到曹魏阵营并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同时，曹操给予文士优惠的厚待，使越来越多的士人投奔到曹魏阵营。而提及建安文学的形成，曹操功不可没。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所以当时主流士大夫阶层对他也比较不屑。

曹操早年期间就主动向清流靠拢，在光和四年（181年），曹操还冒着极大风险上书为窦武、陈藩等党人伸冤，书云：“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人盈朝，善人壅塞。”《三国志》）经过这样一系列的与党人的交往，使得清流士人对其有所称道，其在士人集体有了良好的声誉。后人评价曹操，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赏罚分明，严刑峻法，又有谋略，知人善用，善于用兵。尤其求贤若渴，厚待文士。几次三番发出诏令以招揽文士。其《举士令》《求贤令》《求逸才令》等一系列诏令的下达，表明了他求才若渴的希望。因此使许多甚至本身有缺点但又才能显著的士人得到任用。而他这种求才的渴望也毫无掩饰地展现在他的诗作之中。如其《短歌行》中所言“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其渴望得到贤才的迫切心情。

当然，这一时期的士人没有办法自己独立，所以只能依附相对实力强大的那些所谓“明主”如曹操、刘备。比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一。早在建安时期之前，孔融与曹操都同属清流士人一派，彼此有过交往。在建安初期，一心想匡扶汉室的孔融当真把曹操看做是兴复汉室的栋梁功臣，对曹操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佩。如其作品《六言诗》所言：“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以孔融那种孤傲耿介的清流品格，这应当是真挚地对曹操进行赞美，充分表达了对其敬爱之意。绝非后来部分士人为讨主上欢心而作的歌功颂德应景之作。后来逐渐发现曹操野心，又无法撼动曹操掌权的局面后，万般无奈下，性格狂傲的孔融，由于政治上分歧甚至对立的情绪，只能对曹操“赘阉遗丑”的出身及其人格进行嘲讽。后来由于他以“酒，礼之用也，不宜禁”公然反对曹操的《禁酒令》，彻底惹怒曹操。在建安十三年，曹操终于杀了孔融。孔融用其不屈的一生捍卫了他作为文士的名节，他代表了心念旧朝，宁折不弯的一类文士。

孔融被杀的时候，作为建安文学非常重要的文士——王粲未进入邺城。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在经历汉末战乱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原本出身世家的王粲寓居在荆州，却得不到任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使王粲与其他同时期的士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悲怆感及责任感。一方面，对黎民遭受如此灾难表示同情，希望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辅佐明主改变这个乱世；另一方面，想到自己的寓居流离朝不保夕的处境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其前期作品中表现对社会的优患意识的作品首推《七哀》。写白骨蔽平原，写饥妇人弃子草间不忍离去。写出了作者对这种悲惨社会的同情和无奈。如陈作明《采菽堂古诗选》所评：“乱世之苦，言之真切。”而表现其个人忧患意识更多的，最著名的当属《登楼赋》。建安十三年，王粲回到中原，来到邺城。在此之前，刘桢、阮瑀、荀彧 、徐干等名士已经陆续跟随曹操了。

至此，建安文学最后一个到达曹魏阵营的主要作家——王粲来到邺城。标志着邺城文士集团的形成，建安文士完成了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建安文学的第一阶段结束。

 

二、鼎盛时期——邺下文人集团
 

    这一阶段，是文学史上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经历了正式形成到结束的阶段。钟嵘在《诗品总论》中形容这一文人集团规模之大时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当时这一文人集团规模之盛。

建安文士的察性通脱，既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政治，又以浪漫的情调对待文学。而三曹不仅是政治上的领袖，亦是文学上的领袖。史称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在这一时期，曹操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已经长成并步入其创作时期。所以邺下文人的领袖是曹操，而曹丕、曹植则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这一时期文人组成这一文学集团，其实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文人们自以为是“奇士”、是“俊杰”、是“英雄”，为了能被曹操“置之列位”而进入邺城。由于曹丕、曹植的贵公子身份，这批文士不少人就担任过他二人的属吏，如徐干、刘桢、应玚等。

邺城时期，文士身份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作为曹丕、曹植兄弟的属吏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文士成为了曹操的属吏，多少都有了一些官职。但大都官职较低，不入公卿大臣之流。这些属吏中职位最高者王粲，也才升任侍中，还是建安十八年魏国建立以后的事。但是这些文士能够得到曹操的信任，都是曹操亲随，所以闻知军机要事的程度明显高于朝廷显贵。如《魏志•王粲传》中记载：“军国书

檄，多琳、踽所作”，这就不是一般大臣所能做到的。

由于身份的变化，文人的心态也有所变化。以前的那种社会性的责任感，那种对天下苍生的悲悯，逐渐变为一种为君国大事，为个人建功立业封侯拜相而努力的心态。于是，这种情绪就逐渐从士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加之文士本身得到曹操信任又可以跟曹操随军征战，使得他们的情绪得到激励鼓舞。所以文风也变得比较激昂豪迈。如王粲《从军诗》：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牧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昼日处大朝。日暮薄言归。外参时明政。内不废家私。禽兽惮为牺。良苗实已挥。勺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 。

 

这首诗高昂地歌颂了从军之乐，表现了文士们积极乐观的心态。即使一向以“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魏志•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著称的徐干，在其他文士普遍情绪的传染下，也写了《西征赋》。同时期其他文士也写过很多同类作品，都用来表达自己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同时，邺城文士除了醉心功名，驰骋沙场的诉求以外，还有一种斗鸡走马，邀宴贵游的风气。而当时文士作为二人属吏，跟随出游的机会也比较多。加之曹丕文学造诣相对较高，有感而发经常乘兴进行创作，而其他文士跟随唱和，便有了“贵游文学”的出现。

    这一类作品，当属曹植最多，如《名都篇》、《箜篌引》、《斗鸡》、《妾薄命》、《游观赋》、《娱宾赋》等，都是描写贵游的作品。这种作品的出现难免会降低作品思想深度。虽然文气较高，但在骨力上不如建安前期。如敖器之在《敖陶孙诗评》中评价曹植：“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当然，这只是用来评价曹植在邺城时期的创作特点。在建安文学后期，曹植经历争帝失败挫折的蜕变后创作有了质的飞跃，此是后话。单就邺城时期来看，骨力不如建安前期。但是，这时期作品描写精细巧妙，追求写作技巧和辞彩，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有所提高，客观上对文学进步起到了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在创作方式上，邺城文学还有一个特点——群体性。不少作者同题作品很多。在曹丕的《玛瑙勒赋》序以及《寡妇赋》序等作品中都提到“命陈琳、王粲并作”、“命王粲并作之”之类。不少作品为应和酬唱交流讨论场所产生。比如曹植、刘桢都有的《斗鸡诗》。诸子皆有的《公宴诗》等，其情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时序》）”这一现象，激发了文士表现才华的欲望，激励他们互相切磋，一逞文才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了文学水平的总体提高。

    这一阶段在政治上，贯穿了曹丕、曹植兄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但在文学领域，两人则都有相当优秀的表现。曹丕著作颇丰，《魏志文帝纪》记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数百篇。”可见其作品丰富。其黄初年间所著《典论》，作为文章或者文论，都具有很高价值。与曹丕一样，曹植也一直有自己的理想，希望可以建功立业。著名的《白马篇》在其前期作品中有着特殊地位。全篇勇烈激昂，意气风发，气概如虹。向往“视死忽如归”的“游侠儿”征战沙场。表现了青年时期意气风发，胸怀大志，积极向上的曹植强烈的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也可以说，这是每个有血性的年轻人都曾做过的英雄梦。而通过曹植精彩的写作，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以及身为“贵介公子”是分不开的。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他热情奔放，任性放达的性格。这一性格，注定了曹植可以成为一个天才的文人，却也是他不能够胜任帝位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他任性、饮酒不节、好表现却缺乏实际能力，又加之沾染的纨绔子弟浮华浅薄习气，最终导致了他失去父宠，进而失去与曹丕竞争的机会。 

    曹操作为这一时期曹魏政权的掌权者，不希望手下身边的文士有太多的独立人格。首先，在政权内部得理顺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不少士人像孔融那样，具有较高名声地位，却起初是抱着兴复汉室的心态加入曹魏阵营的。还有即使是直接跟随曹操的士人，也要加以留意。加之曹操为人好猜忌，以致很多名士在当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曹操对其打击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异己，同时达到震慑的作用。与孔融交好的如杨修、祢衡等都相继遭难。 

可以看出统治者吸纳文士并不是简单的因为文学上的气味相投，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人当做实现自己目标的使用工具。又比如刘桢，就因为平视甄氏，险被处死。如《世说新语》中所言，“刘公干以失敬罹罪。”群欢宴饮之际，俯首跟平视真有事关生死这么重要吗。显然只是为了给素有“清高”之名的刘桢施加点压力让他知道害怕，收敛规矩而已。以上事例，说明了文士在当时虽然地位、生活有所提高，但是本质上还是政治权贵的附属工具，看似可以随驾从军，可以与统治者共同饮宴，但还是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丝毫差池便可能引起杀身之祸。

    建安末，建安七子以及其他大部分著名文士由于瘟疫相继去世。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次年称帝，献帝禅位，曹丕定都洛阳。邺城文学集团宣告结束。

三、尾声——建安文学的结束
 

曹丕由文人身份转变为帝王身份，政务缠身，离真正的文学创作渐行渐远。只有郁郁不得志的曹植，在经历人生起落之后，思想境界进入新的层次，创作水平也得到提高。而这一时期曹植在文学上的发展才真正奠定了他的大家风范。

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评论曹植“但美邀游，然颇有优生之嗟”。前句是形容曹植早期作品的风格，后半句则是描说后期的风格。曹操去世后，曹植失去以前的贵公子地位。当上皇帝的曹丕开始对曹植进行报复性的迫害。

起初，曹植对自己的安危是极其担心的。由于立嫡之争，曹丕为泄愤开始对曹植进行报复，于是曹植被经常治罪。所以在黄初初期，曹植很怕引来杀身之祸，所以谨小慎微。

黄初四年，诸王朝京都，曹植到洛阳之后，曹丕不接见曹植。于是曹植就开始惶恐，写了《责躬诗》用以自责寻求宽恕。整个诗篇无非用歌功颂德来乞怜。但其序颇值一读：

臣植言：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迫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活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签衢焉百罐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剐荆棘者，庆云之惠也；七子均养者，尸鸠之仁也；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能自弃者也。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考无复执圭之望。不图圣诏，猥垂齿召。至止之日，驰心荤毂。僻处西馆，末奉阙庭。踊跃之怀，瞻望反仄，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谨拜表，献诗二篇。词旨浅末，不足省览，贵奄丽摘黾蓼以闻。臣植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终篇所述，显得无比可怜。内心的惶恐表现在作品之中。此时的曹植，沮丧颓唐，根本保持不了当初的那种高贵骨气。与前期“视死忽如归”的“幽并游侠”般的曹植判若两人，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曹植毕竟不是等闲之辈。经历打击之后，曹植表现得好像并不十分怕死了。不再一味地卑躬屈膝，在其作品中逐渐表现出了一种愤恨，之情。黄初四年朝京师之后，任城王薨，回封地时又不允许他与白马王曹彪同行。离别之际“愤而成篇”。虽然心有余悸，但是在悲哀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愤恨不平的情绪。这一点足以看出此诗与《责躬诗》的不同。也表明了曹植作为失意文人心态上的变化。之所以曹植会受到很多后人的追捧，除了他创作本身的华丽以及世人共有的对弱势一方的同情外，就源于此种情绪。因此，曹植成为了可以代表历代失意文人的标志性人物。

同一时期，曹植还创作了表现内心抑郁的《洛神赋》在后世也甚为推崇。最终，曹植在郁郁寡欢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建安文学也就此走向结束。

建安士风的转变是在魏正始年间。汤用彤先生认为：“《人物志》为正始前学风的代表作品，故可贵也。其后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陷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 [2]正始前后学风不同，仍因士风不同之故。士风之变，一因学理演进，一因时势变化。[3] 

 

注释：

[1] [3]刘运好， 论魏晋士风对其文风的影响[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0,8

[2]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7

参考文献：

[1]  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  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Ml.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3]  詹福瑞．汉魏六朝文学论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3]  赵玉萍，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研究[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4]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