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诗中所见辽代东北契丹风俗与文化

[摘要]除了古籍文献和出土文物，诗歌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之一，也是了解古代风俗的重要来源之一。辽代东北地区以契丹族的风俗为主流，对东北地区风俗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辽诗中东北地区饮食、穿着、生产、酒乐舞蹈等方面诗歌的归纳总结，为辽代东北地区的风俗与文化做一粗浅勾勒。

 

[关键词]辽诗；东北；风俗

 

 

辽代是由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全盛时，疆域东北至今日本海黑龙江口，北至蒙古国中部的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至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与当时统治中原江南的宋朝相对峙。辽设置有五道，每道有一个政治中心，称为京，并以京的名称来命名道，有上京道、东京道、西京道、中京道和南京道。根据《中国东北的界定，辽代的东北地区包括上京道、东京道和中京道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上京道是辽朝的统治中心，是契丹人的集聚地。后虽由于辽太祖的徙民政策，将大批的汉人迁入辽地，但是在东北地区居住的依然以契丹人、奚人为主，他们虽然也受到汉族的影响，仍以契丹族风俗为主。

 

在我国众多的文化载体中，诗歌一直是文学艺术的主流。不同时代的诗歌作品，记载着我们民族在各个时期的成长、发展。从诗中，我们可以读到每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宗教等不同层面的画面。通过辽诗考察辽代东北契丹族的风俗与文化，不仅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读辽文化，而且还可以对考古资料和史籍文献进行有效补充，以期从另一角度阐释辽代东北契丹族的风俗与文化。

 

一、饮食风俗——食肉饮酪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支游牧渔猎民族，常年过着逐水草、驱牛羊、四处为家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契丹族人以肉类、乳品为主，以蔬菜、谷物、水果为辅的饮食方式。契丹人饲养的牲畜以牛、羊、马为主，喜欢生食、烧烤或做成肉干，很少养猪。王安石在匕客置酒》中对这一饮食风俗有着较为全面的描述：“紫衣操鼎置客前，巾鞴稻饭随粱缠。引刀取肉割啖客，银盘擘膈薨与鲜。殷勤勤侑邀一饱，卷牲归馆觞更传。山蔬野果杂饴蜜，獾脯豕腊如焦煎。酒酣众史稍欲起，小胡摔耳争留连。为胡止饮且少安，一杯相属非偶然。”“擘腙”指牛、羊的前肢，“薨”在此处指腌肉。因为契丹人主要以食用牛羊肉为主，而且由于长期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缺乏烹饪条件，养成了生食鱼肉的饮食习惯，所以很多中原人到辽后多不习惯当地的饮食。沈遘在宋仁宗四年使辽时，记载了当时的感受：“边城尊酒虽云乐，闻说腥膻更惨然。”可见牛羊肉在当时对契丹人来说是一种主要的食物，不仅出现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招待宋使的宴席上也是主要食物之一。除牛羊之外，我们在诗歌中还看到了当时食用的另一种动物——貔狸。刁日奉使契丹时，曾有四句诗：“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践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刁日曾自注日：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谷梁，嗜肉。北朝为珍膳，味如豚肉而脆。”另外，其他一些到过北地的宋人，如张舜民、陆游的祖父陆佃等都曾亲眼目睹并品尝过貔狸。但关于貔狸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却一直令人充满好奇。李时珍认为貔狸即为黄鼠，他在《本草纲目》中提到黄鼠又叫“礼鼠、拱鼠辽人呼为貔狸”。清代的纪昀和近代Et本的岛田正郎也都认为貔狸就是黄鼠。但是，根据萧爱民在代珍奇动物貔狸考一文中对辽朝所辖地区与貔狸相似的动物一一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貔狸实际上应为今天的鼢鼠，即东北俗称的“地羊”。因其见到阳光后像瞎了一样，一动不动，又被叫做“瞎地羊”。体矮胖，长15～17厘米，无耳壳，眼很小，四肢短而粗壮，形似老鼠，但远比老鼠肥胖的多，成年个体一般重0．5—1公斤左右。肉肥味美，质地细腻，确如其名，是“土地里的羊肉”。

 

对于契丹人来说，马、牛、羊乳和由它们制成的奶酪、乳粥等是他们重要的饮料和食品。奶酪营养丰富，容易保存，是契丹人的一种十分具有民族特色的食品，苏颂在(循使辽诗》中对这一食品多有记述，如：“酪浆擅肉夸希品”、“湮酪朝中百品珍”、“朝飧膻酪几分饱”等，都提到了契丹人食用奶酪。乳粥又叫酪粥，是用马、牛、羊乳加米煮制而成，有时为了调味，还要添加蔬菜，是契丹族待客时必备的重要食品。中原人对这种食品也多有耳闻，宋人梅尧臣在刁景纯学士使北》中叮嘱为契丹国母正旦使的刁约说：“尝闻朔北寒尤甚，已见黄河可过车，驿骑驳骚持汉节，边风惨惨听胡笳。朝供酪粥冰生碗，夜卧毡庐月照沙。侍女新传教坊曲，归来偷赏上林花。”不过虽然契丹人认为这是珍馐美味，但对于宋人来说，却难以下咽，正如苏辙在《奉使契丹二十八首·渡桑干》中写的：“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

 

二、穿着风俗——貂裘佛妆

 

与养蚕纺丝，穿着绫罗绸缎的中原农耕民族不同，作为以游牧渔猎为主、身处高海拔地区四处游走的契丹人来说，野兽和牲畜的皮毛是他们衣服原料的首选。根据《契丹国和《辽史》等史料记载，野猪皮和牛、马、羊等兽皮是他们衣料的主要来源。后来随着与中原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契丹社会也出现了原始农业与纺织业，有了丝绸和织品等衣料。衣服也不仅仅限于御寒蔽体，也成了区分等级的标志。辽太宗时，正式定制衣冠之治：“北班国志，南班汉制”(史》卷五六((f义卫志》)。但是由于辽地处北方，天气严寒，所以貂裘是辽代君臣的主要御寒衣物，“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清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契丹国卷二三《衣服制度》)东北的寒冷天气在王安石的使辽诗《余寒》中有一段描述十分生动：“余寒架春风，人我征衣裳。扪鬓只得冻，蔽面尚疑创。士耳恐犹坠，马毛欲吹僵。牢持有失箸，疾饮无留汤。”在梅尧臣送人使辽所作诗中多次提到了东北天气寒冷，即使穿着貂裘，也依然不能使人感到暖和，如：“白裘貂帽着不暖”(《送石昌言舍人使匈奴》)、“貂裘不见风霜劲”(《送马仲途司谏使J匕)))、“地寒狐腋着不暖”(《送王景彝学士使j匕)))、“紫鼠皮裘从去者，飞龙厩马借来乘。天寒将遇碛中雪，鼻息暗添髭上冰”(《送吴仲庶殿院使北》)。许多宋使到达东北地区后，更是不约而同地在诗中对这一辽代东北地区特色服装进行了记述，如欧阳修的《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云：“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明”、((奉使道中五言长韵》云：“绣甘鞯跃跃，貂袖紫蒙蒙”、苏颂后使辽诗《契丹『云：“酪浆擅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苏辙使辽诗曾右番赵侍庚云：“骈马貂裘寒自暖，连床龟息夜无声”、刘敞使辽诗《寄永叔》云：“赠君貂檐榆，努力犯霜霰”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在辽代的东北地区，貂裘是人们抵御严寒的一种主要衣物，它不仅深受辽人的喜爱，并且还是辽朝君主赐予宋使的物品之一，是辽代东北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服装。

 

在宋朝派往辽朝的使臣中，彭汝砺诗作颇丰。他不仅关注了辽人的衣着，同时他还将辽人的发式和妆容记入诗中，这在其它诗歌中是很少见的。他在《胡刍隹》中写道：“秃鬓胡雏色如玉，颊拳突起深其目。鼻头穹隆脚心曲，被裘骑马追鸿鹄。”这几句诗不仅描述了契丹人的相貌特征，更将契丹男人的发式记入其中。辽代男子依照契丹习俗多作髡发。髡发，即将头顶的头发剃光，在两鬓或者前额部分留下少量的头发作为装饰。有的在耳边披散鬓发，有的在前额留一排短发，有的把左右两绺头发剪成特殊的样式，下垂至肩。辽代妇女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妆容称为“佛妆”。这种妆容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女子将额际间涂黄的装扮，在唐朝盛行，到了辽代则正式被命名为“佛妆”。这与当时社会佛教的流行有很大关系。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开始进入全盛期，到了辽代，佛教依然十分盛行，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崇佛礼佛。因此，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佛教造像艺术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佛像面容安详端庄，借助金粉的明亮光辉，给人们的审美观以新的启发。于是，妇女们也开始流行在额间涂黄的装扮。契丹贵族妇女是在冬月以栝蒌(花淡黄色)制成粉涂面，将脸涂成深黄色，到第二年春天把它洗掉。东北地区冬天干燥寒冷，妇女们饱受风沙侵袭之苦，这种栝蒌制成的黄粉可以抵御风沙的侵袭，开春后洗去，皮肤会显得细白柔嫩，护肤效果很好。彭汝砺用诗记录下了这一具有辽代东北地方特色的妆容，他在妇人面涂黄而吏告以为瘴疾问云谓佛妆也》中写道：“有女天天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人怪见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

 

三、生产风俗——游牧渔猎

 

由于地理环境所限，辽代东北地区人民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并以渔猎业作为重要补充，只有少部5s'-*A事农业和其他行业。尽管契丹人已经建立了辽朝，但他们还一直过着“徙逐水草”、“畋渔畜牧”的生活。正如史=》中记述的：“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咦，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畜牧业是契丹人传统的生产方式之一，在辽代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辽代各族饲养的牲畜，主要有牛、马、羊、驼等。其中尤以马、羊为多。宋人在使辽行程录、使辽诗中对辽人的游牧生活，也有许多生动的描述。其中，以苏颂的人最有代表性：“牧羊山下动成群，啃草眠沙浅水滨。自兔触藩赢角困，应无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迁皮富，湮酪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辽代东北人民在长城以北广袤的草原上进行着放牧等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无一不与畜牧业有着联系。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契丹是个游牧民族，常年过着逐水草、驱牛羊、四处为家的生活。狩猎和捕鱼是辽朝社会经济的主要辅助生产方式。在契丹人的早期生活中，狩猎和捕鱼曾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随着辽朝的建立，契丹族人们将其作为补充生活资料的重要生产方式保留了下来，而辽朝统治者和契丹贵族则是将其视为一种娱乐活动。降辽汉官赵延寿曾作有一首诗，描述契丹人冬H狩猎的生活场景：“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契丹人有集体打围的习惯，这种从四面对猎物形成包围，然后聚而歼之的办法，契丹语谓之“罗草”。苏颂使辽时曾亲眼见到这种围猎，并作诗匕人围猎》将其场面记述：“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画马今无胡待诏，射雕犹惧李将军。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

 

辽代皇帝有四时“捺钵”的习俗，这也是契丹贵族渔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契丹人养成了转徙随时的游牧生活习惯。辽建国后，辽代皇帝和贵族依然保留了这一习俗。他们不常年居住于京城，而是随着气候、季节、水草的变化四处游走，是为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在辽圣宗中期以后，四时捺钵的主要地点和渔猎、骑射等活动也相对固定了下来。北宋苏辙使辽诗I怅》对其有比较详尽的描述：“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舂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我来致命适寒苦，积雪向H坚不融。联翩岁旦有来使，屈指已复过奚封。礼成即日卷庐帐，钓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甘心五饵堕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祥符圣人会天意，至今燕赵常耕农。尔曹饮食自谓得，岂识图霸先和戎?”其中的击兔、射鹿、钓鱼射鹅都是渔猎活动的体现。“海东”是海东青。契丹人猎取天鹅、雁等飞禽，经常利用鹰、雕等猛禽作为辅助工具。其中以海东青最为珍贵。它是世界上飞得最高和最快的鸟，有“万鹰之神”的含义。传说中十万只神鹰才出一只海东青，是肃慎族系的最高图腾。从这首诗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见契丹人对渔猎活动的重视和喜爱之情。

 

四、酒乐舞蹈——豪爽不羁

 

酒与音乐，自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祭祀天地祖先，举行盛大宴会，都离不开酒，也少不了乐。与中原汉人“盘置青梅，一樽煮酒”的风雅不同，契丹人性格豪爽，每逢宴饮总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从契丹人的酒器就可见一斑。魏泰轩笔豸卷一五云：“北番每宴使人，劝酒器不一，其间最大者，剖大瓠之半，范以金，受三升”，所谓“剖大瓠之半”，就是至今在东北地区还在使用的葫芦瓢，以此盛酒，一饮而尽，从此可见契丹人的豪爽性格。韩琦在((使回戏成》中云：“礼烦偏苦元正拜，户大尤轻永寿杯。”他在自己做的注中说：“永寿，虏主生辰节名，其日以大白酌南使”。其中的“大白”，就是大酒杯的意思。契丹人很早就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自己的音乐。他们生活空间辽阔，性格豪爽，能歌善舞，“契丹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一是辽金男子依其民族习俗多为髡发。即将头顶之发剃光，仅两鬓或前额留有少量头发。在辽金东北诗歌中也提及契丹、女真两族的这种习俗。如彭汝砺《胡》：“秃鬓胡雏色如玉，颊拳突起深其目。”元代于立张戡猎兔图》：“契丹小儿头半秃，生来湮饮常食肉。”二是辽代契丹妇女常化一种名为“佛妆”的面饰。辽俗妇女常以栝楼等植物的黄色粉末涂染于面部，经久不洗，既具有护肤作用，又可作为妆饰。宋朱或串洲可谈》卷二：“先公言使北时，见北使耶律家车马来迓，毡车中有妇人，面涂深黄，红眉黑吻，谓之佛妆”。宋庄季裕鸟肋篇》卷上：“冬月以栝楼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Et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宋彭如砺《出使大辽赋诗》日：“有女天天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南人见怪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即形容其面涂黄妆。清人史梦兰《辽宫词》中也有所记载：“中官领得牛鱼鳔，散入诸宫作佛妆。

 

第三，辽金东北诗歌中服饰词语体现了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辽朝官分南北，官服采取一国二服的方式，使汉服和契丹服并存。北官为契丹官，着契丹服，南官为汉官，着汉服。皇帝穿汉族官服，太后穿契丹官服。而金朝初期模仿辽朝，后来官服参酌宋代汉族的服制，改动不大。因此，东北先民既穿袍、衫、襦、裙等汉服，也服貂裘、短衣、窄袖衣，戴毡帽，着合缝靴、短靴、尖靴等民族服饰，为我们展示出既沿袭汉唐和宋代的礼服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独特的东北地区服饰文化。虽从诗歌中出现的战士服饰，如“征袍”、“甲”、“兜鍪”等，显示出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存在着矛盾冲突。两宋与辽金连年战事不断，在服饰上则表现为宋廷下令禁止效仿契丹服饰，某些被金朝统治的原宋汉人不愿改穿女真族的装束等；但彼此间在服饰上的相互仿制与影响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大趋势，并促进着民族间、地区间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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