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诗歌中东北服饰词语文化研究

【摘要】宋辽金时期是南北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时期。他们在服饰上互相效仿和影响。研究辽金时期东北诗歌中的服饰词语构词的文化特点、词义引申的文化特点，以及辽金东北诗歌所体现的东北民族的文化特点，揭示当时人民认知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等，从而探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化面貌。

 

【关键词】辽金诗歌；东北；服饰词语

 

辽金两代，是与两宋对峙的两朝北方割据政权。其间的冲突与矛盾，变迁与融合，成就了当时独特的时代文化。东北作为辽金统治者的主要发源地和居住地，东北人民的吃穿住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金时期的文化面貌，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如辽金时期的东北诗歌也成为考察这一时期文化特点的佐证之。一辽金时期的东北诗歌包括原籍为东北的诗人创作；当时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在东北生活的文人诗歌；途经东北时作家写下的反映东北生活的作品，还有未到过东北(包括后代文人)却记录描述了辽金东北民俗风貌的诗歌。从这些诗歌中收取服饰类的词语，对其进行语言认知性的研究，探究民族心理与思维方式，并借此解读辽金东北地域文化。

 

一、辽金东北诗歌中服饰词语体现汉语构词的文化特点

 

对辽金东北诗歌中的服饰语词进行搜集整理之后，笔者发现，辽金东北诗歌中的服饰词语全部为名词。这些名词既有单音词，如“衣”、“巾”、“靴”等，也有复音词，如“朝衣”、“朱衣”、“幅巾”、“角巾”、“短靴”、“尖靴”等双音词。双音词以偏正式为主，如“青衫”、“紫袍”、“毡裘”、“茜裙”等；兼有联合式，如“巾帼”、“兜鍪”等；动宾式，如“裹头”；主谓式，如“步摇”；附加式，如“袜子”等。还有一些多音词，如“柘黄衣”、“六铢衣”、“合缝靴”等。这种构词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正显示出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过程，体现着语言词汇的认知属性。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产物，其结构与功能反映人类一般认知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因此语言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世界范畴，即认知范畴存在着对应关系，名词大体上对应于实体事物，是现实世界的实体事物语言范畴化的产物。可见，辽金东北诗歌中的服饰词语均为名词正是人们认知过程的体现。

 

从辽金东北诗歌中的服饰词语可以看出，人们对服饰首先进行的是各种分类式的认知，如按穿着部位可分为：头衣类：巾、帽、冠、帻、笠、缨、簪、髻、鬟、笄、钗等；身衣类：衣、袍、裘、褐、衫、裳、神、襦、裙、甲、襟、袖、带、悦等；鞋袜类：屦、鞋、靴、袜等。

 

上述词语按服饰穿着对象可分为男子服饰、女子服饰、佛道服饰、军戎服饰等；按服饰穿着等级可分为统治阶级和平民阶级等；按服饰制作材质可分为绵帛服饰、粗布服饰、金属服饰等；按服饰民族差异可分为汉族服饰、契丹族服饰、女真族服饰等。其次，当人们认识了“衣”、“帽”、“衫”、“襦”、“髻”等基本层次范畴之后，再以“修饰语+中心概念词”的定中构词方式为主，其他构词方式为辅构造新词。“中心概念词”一般由基本层次词担当，这既体现了汉语词汇构词的经济性原则，又体现了汉语名词具有直接表明事物范畴属性的功能。而“修饰语”具有着多种识别类型，体现人类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就辽金东北诗歌服饰类词语来看，有“颜色+服饰类中心概念词”构成的定中结构，如“黄衫”、“青衣”、“乌靴”、“黄冠”等；“材质+服饰类中心概念词”构成的定中结构，如“葛衣”、“乌帽”、“毡帽”、“蓑衣”、“革带”、“锦袍”、“绨袍”、“貂裘”等；“性状+服饰类中心概念词”构成的定中结构，如“夹衣”、“绣衣”、“短衣”“短靴”、“尖靴”、“高髻”、“梅妆”、“佛妆”等；“用途+服饰类中心概念词”构成的定中结构，如“征袍”、“朝衣”等；“时间+服饰类中心概念词”构成的定中结构，如“春衫”等。可见，这种用表示类属的概念词充当“中心词”，用表示某一特征的种属充当“修饰语”的构词方式充分揭示出了词语的内部逻辑，使得汉语词汇具有明显的义类范畴标记，突显出汉语词汇重视意念范畴的性质。

 

同时，辽金东北诗歌中的服饰词语可表现出人类从高类别层次到低具体层次，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事物过程。如衣——朝衣——柘黄衣，衣——羽衣——六铢衣，靴——短靴——合缝靴。综上所述，辽金东北诗歌中服饰词语体现了汉语言的义类范畴屙l生，揭示了人们认知事物的思维过程，而归根结底，语言的种种现象和特征实际上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语言词汇是在民族文化背景下，通过人类的思维认知衍生而出，其中积淀了民族文化的典型特征，亦折射出语言与文化深刻的内在联系。第一，辽金东北诗歌中服饰词语所承载的认知属性都体现出汉民族“尚简务实”的价值观。汉民族一直是以农耕生产为主要产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汉民族“尚简务实”的精神品质。体现在语言上，从简省角度出发，汉语最初以单音词为主，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当单音词不能满足人们交际需要时，又进一步遵从明确性，汉语词汇逐渐由单音词向复音词转化，并在复音词构词过程中，仍兼顾简省性，以定中构词法和联合构词法为主要方式构造新词，这无一不是汉民族“尚简务实”价值观的体现。第二，较多使用侧重于表现同一语义场中类与种差异的偏正式复音词，这种以彼限此，加以区别，明确词义的认知程式，呈现出汉民族相互关联，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

 

第三，在汉语词汇由单音词向复音词转化时，虽也有三音词、四音词出现，但还是以双音词为主，两两观照，不偏不倚，对称和谐的构词方式正是汉民族“中庸”之道的集中表现。

 

二、辽金东北诗歌中服饰词语体现词义引申的文化特点

 

陆宗达、王宁在ll诂与训话喾中谈到词义引申时指出：“词义从一点(本义)出发，沿着它的特点所决定的方向，按照各民族的习惯，不断产生新意或派生新词，从而构成有系统的义列，这就是词义引申的基本表现。”词义引申是词义发展演变中一种有规律的运动。从汉语词义变化的实际来看，政治、经济、科技、制度等方面的变化都会促使词义的引申，同时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等方面也会影响词义引申的发展。可见，词义引申是与人的认知思维密切相关的，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果和反映。

 

就辽金东北诗歌中的服饰词语而言，其中一部分仍沿用其本义，如“弓鞋”、“凤靴”、“罗裙”、“乌巾”等。但大部分服饰类词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历朝服饰演变，词义发生转变，产生引申义，并成为该词的常用义。而这种词义的变化正是通过人们隐喻或转喻的思维认知方式完成其引申的过程。

 

(一)隐喻思维在词义引申中的作用

 

隐喻的基础是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不是指客观物理特征的相似，而是指两种通常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事物，由于人们在认知领域对它们产生了相似联想，从而利用对两种事物感知的“合成相似”来解释、评价、表达他们对客观现实的感受与情感。也就是说，人类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如：鹑衣，指破旧褴褛之衣。泛指贫者所服。鹑，即鹌鹑。羽毛无纹，尾秃，衣服褴褛破旧，如同鹌鹑无纹秃尾一样，故称鹑衣。王寂《咏蚕：“骺髻鹤发坐搔头，破碎鹑衣不奈秋。”

 

再如云髻，意为像云朵一样的高髻。高髻的一种，因其髻式卷曲而高耸似朵朵彩云而得名。王寂《和黄山谷读杨妃外f：“金步摇低云髻堕瑞龙香散野风吹”。杨奂《李王夜宴行》：“茜裙六幅拖朝霞，飞云髻稳盘双雅。”

 

 

“螺髻”，形似螺壳的发髻。本为佛顶之髻，头顶中梳成单螺髻。如王寂《留题觉华岛龙宫寺》：“四顾鲸波翼宝岩，玻璃环拥青螺髻”。王寂《哭僧义和二首》：“云披山顶浮螺髻，风鼓松声振海潮”。以上三例便是用隐喻的方式造词，把两个不相关的客观事物“鹌鹑”与“衣服”、“云朵”与“发髻”、“螺壳”与“发髻”联想在一起，实现人类思维认知在语言上的反映。

 

1．由于隐喻而引起词义引申，导致词义扩大，实际上就是词义发生了从表示下层概念转变为表示上层概念，表示部分的概念变为表示整体概念的变化，即人们认知事物的范围变大，认知的角度上移而造成的结果。

 

(1)衣，《说文-衣：“衣，所以蔽体者也。上日衣，下日裳。”也就是说，衣的本义为上衣。后来指衣服的统称。在辽金东北诗歌中有王寂((拙轩》：“穷荒九月河水冰，玉楼冻合衣生棱”；史肃((宿睦村))：“阑干河汉已西倾，独坐披衣遇五更”；杨奂《泛舟))：“十年不作南塘梦，怕见残阳上客衣”；王元粹《失题》：“十月风霜侵病骨，数家剪线补残衣”等。

 

(2)靴，本指高到踝骨以上的长筒靴。最初为北方游牧民族所穿，后传人中原，汉人仅用于军旅，便于行军、骑射；隋唐以后，逐渐为文武百官所常穿着。而北方居民则无论男女，一直以此为常服。宋郭祥正《阴山七骑》：“青毡作帽黑药靴，进退飒飒生风沙”；清陆长春《辽宫词》：“小队弓靴簇锦毹，毗狸黄鼠满芳?”

 

(3)短衣，指长不过膝的上衣，衣裾短缺，以便活动，有别于土人的长裾之衣，亦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服装。东北人民为了游牧骑马的方便，多穿窄袖短衣、长裤和靴子。并通过征战、商品交易等手段把这种穿着方式流传到南方宋朝境内，影响着汉人的服饰审美以及汉族服饰的发展，体现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如王寂《题刘器之秀垫亭》：“短衣绝胜杜陵老，穷冬性命依长镌”；高宪((长城》：“短衣匹马独归时，千古典亡成一慨”；王元粹《寿李长源》：“匹马短衣看此行，看君谁信是书生”。

 

(4)朝衣，即“朝服”。本是祭祀时所穿的礼服。《『义礼·士冠礼》：“筮于庙门。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绎。”汉代之后逐渐与朝会之服合用。艚要△))：“旧仪有朝服亦名具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则服之。”由此引申为君臣坐朝议政之服，并成为“朝服”的常用义项。辽金东北诗歌中“朝服”只用于“君臣坐朝议政之服”。王寂《题刘德文乐轩》：“那知任重责亦重，朝服坐待晓鼓挝”；王寂朝服迎诏马上偶成》：“东风叵耐相欺得，吹尽朝衣两袖香。”

 

(5)紫袍，紫色袍服，隋唐之际为达官之服，至宋则泛指各种命服。包括官服及命妇之服。完颜璃《题纸衣道者图》：“紫袍披上金横带，藜杖拖来纸遮襟。”

 

2．由于隐喻而引起词义引申，导致词义缩小，这类同上一类刚好相反，是指原来的上义用法转变为下义用法，整体转移用来表示局部，即人们认知事物的范围变窄，认知的角度下移。如：

 

(1)朱衣，本指红色衣服。汉代以后官吏常穿红色官服，唐、宋称四品五品的官服为“朱衣”，因此“朱衣”就常指官吏公服。如王寂《上南京留守完颜公》：“黄合久闻虚鼎席，朱衣行引上堤沙。”

 

(2)柘黄衣，柘黄袍。用柘木汁染的赤黄色。自隋唐以来为帝王的服色。如王寂《铜雀台》：“铜雀台荒桑柘围，老瞒曾醉柘黄衣。”

 

(3)六铢衣，质地轻薄的衣服。本指神仙之服。后称佛、仙之衣为“六铢衣”。吴激《国公女生日席上命：“云中三秀草，石上六铢衣。”

 

(4)裙，属下裳类。初始为男女均用，唐代以后多用于女子。杨奂《陶九嫂》：“勿轻钗与笄，勿贱裙与襦”；杨奂烈妇：“悲哉女子身，裙裾郁壮图”；王仲通救寺莺莺故居》：“东风门巷日悠哉，翠袂云裙挽不回”；

 

(5)襦，是长不过膝的短衣。初时男女均可穿着，东汉后多用于女子。在辽金东北诗歌中，“襦”皆为女子所服。杨奂《孙烈妇歌》：“外则诏郡国，内则正官襦”；王寂的“珠襦适足贾身祸，金梳传闻落世闲。”

 

(二)转喻思维在词义引申中的作用

 

转喻，不只是语言层面的指代现象，更作为人们的一种认知方式而存在。它与隐喻同为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但是，它又与隐喻有所差异。隐喻是利用对象之间某种相似性引起人们的联想，而转喻则是利用对象之间的某种联系来唤起人们的联想。在辽金东北诗歌中转喻引起词义引申的例子有：

 

(1)“青衣”，指青色或黑色的衣服。由于地位低下的人多着青色或黑色的衣服，所以，“青衣”就成为仆人、碑女、差役等地位低下者的代称了。如杨奂《读汝南遗事》：“轵道牵羊事已非，更堪行酒着青衣。”

 

(2)“黄冠”本指指道士之冠。后用来借指道士。如王寂《白马寺》：“竺法初从西土来，黄冠掎角力相排”。

 

(3)“青娥”是指古代妇女画眉的一种样式。后用这一画眉样式代称美人。如王寂《泛舟用王子告节副音：“绿蚁浅斟金凿落，青娥低唱玉连环”

 

(4)“巾帼”为妇女盖发用的头巾，后指代妇女、女子。如王寂的“黎明檄战示巾帼，曾未致师先瓦解。”

 

(5)“裘褐”是以粗毛制成的粗劣之服，多为贫贱者所服。因此，“裘褐”也就成了贫贱者的代称。高宪((长：“生人膏血俱枯竭，更筑长城限裘褐”。

 

(6)“襟”本指古代衣服的交领。后指衣服的前幅，衣襟。在辽金东北诗歌中，“襟”除了衣襟义外，还有借指衣服的例子。王寂《分韵赋松风得泉与：“苍髯疏影冷浮烟，坐久披襟更洒然”；完颜瑶《闻闲闲在起为翰林》：“人道蛟龙得云雨，我知麋鹿强冠襟”。

 

古代人们正是通过隐喻、转喻等思维方式，借助语言这一载体，达到认知现实世界的目的。因此，语言就成为了展现古代人民心理状态、价值系统、审美意识等文化内涵的主要途径。如“朝服”、“紫袍”、“朱衣”、“柘黄衣”等词义的变化，正是古代人民强烈的等级观念的反映；利用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思维生成新义项体现了古人重类比的民族心理和重实用的价值哲学；用颜色词修饰限定基本概念词又显示出先民的审美趣味。

 

三、辽金东北诗歌中服饰词语体现东北民族的文化特点

 

辽金东北诗歌中的服饰类词语既然是人类思维认知的产物，它自然就会流露出民族文化的多方面信息。辽金两朝是分别由契丹族、女真族两个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并与两宋割据的民族政权，其服饰特点为在本民族服饰的基础上，融合汉民族服饰特色，不断发展革新自己的服饰风格。

 

第一，辽金东北诗歌中服饰词语显示出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辽金帝王贵族所着之服和贫民百姓所着之服无论在材质上，还是样式上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如贵者可服古代视为正红色的“朱衣”，也可服尊贵之色的“紫袍”、“黄衫”，亦可服材质上乘的“绨袍”、“绣衣”、“锦袍”、“貂裘”、“神”、“络缝袍”等，鞋可着“合缝靴”、“锦靴”、“凤靴”等；而贫贱者则只能穿蓝黑色的“青衫”、“青衣”，或材质粗劣的“褐”、“裘褐”。再如除辽朝皇帝臣僚等官吏可戴“冠”、“毡冠”外，其他人不许私戴，可戴“毡帽”或“笠”，但若戴汉族的巾子，则需向政府交纳大批费用。百姓磕头露顶，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辽金东北诗歌中的服饰词语不仅体现了辽金两朝的尊卑有别，同时也体现了男女有别。如男子服“乌巾”、“幅巾”、“朝衣”、“朱衣”、“锦袍”、“乌靴”等，僧道服“黄冠”、“螺髻”、“麻衣”、“羽衣”、“六铢衣”、“直掇”、“芒鞋”等，战士服“征袍”、“甲”、“兜鍪”等；女子则服“裹头”、“巾帼”、“罗衣”、“罗裙”、“茜裙”、“缟裙”、“神”、“襦”、“罗袜”、“弓鞋”等；头饰中除了男女均可佩戴的“簪”之外，其余皆为女子所服，如“高髻”、“云髻”、“鬟”、“笄”、“钗”、“步摇”等。

 

第二，辽金东北诗歌中服饰词语展现出东北先民的审美情趣。东北地区先民多以长袍、裤、靴为主。

 

男式长袍一般为圆领、左衽、窄袖，身上有纽袢，袍长至膝，腰间束带；女式长袍一般左衽，长度曳地，下不裹足而穿靴。可见，由于东北气候寒冷、环境恶劣，辽金服饰在样式和材料上都有别于宋朝服饰。如与宋朝宽大之服不同，东北先民的服饰更偏于窄小。汉族衣服宽大是受“礼”及儒家思想产生的，宽衣大袖可体现地位、尊严；而东北先民的窄袖紧身衣、靴适合射猎的游牧生活，是由服装的便利功能决定的。在服饰的材料上也是如此，宋朝主要以丝、麻、棉为主，而东北地区主要是毛皮制品。在服饰的色彩上，与宋朝服饰的色彩鲜亮相比，辽金两朝的色彩更偏向于灰暗，常以环境色着装，不追求服色的鲜艳和搭配。如女真族长期生活在东北冰天雪地之中，所以男子常着白色之服，有利于狞猎时接近猎物和保护自身。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一是辽金男子依其民族习俗多为髡发。即将头顶之发剃光，仅两鬓或前额留有少量头发。在辽金东北诗歌中也提及契丹、女真两族的这种习俗。如彭汝砺《胡》：“秃鬓胡雏色如玉，颊拳突起深其目。”元代于立张戡猎兔图》：“契丹小儿头半秃，生来湮饮常食肉。”二是辽代契丹妇女常化一种名为“佛妆”的面饰。辽俗妇女常以栝楼等植物的黄色粉末涂染于面部，经久不洗，既具有护肤作用，又可作为妆饰。宋朱或串洲可谈》卷二：“先公言使北时，见北使耶律家车马来迓，毡车中有妇人，面涂深黄，红眉黑吻，谓之佛妆”。宋庄季裕鸟肋篇》卷上：“冬月以栝楼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Et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宋彭如砺《出使大辽赋诗》日：“有女天天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南人见怪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即形容其面涂黄妆。清人史梦兰《辽宫词》中也有所记载：“中官领得牛鱼鳔，散入诸宫作佛妆。

 

第三，辽金东北诗歌中服饰词语体现了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辽朝官分南北，官服采取一国二服的方式，使汉服和契丹服并存。北官为契丹官，着契丹服，南官为汉官，着汉服。皇帝穿汉族官服，太后穿契丹官服。而金朝初期模仿辽朝，后来官服参酌宋代汉族的服制，改动不大。因此，东北先民既穿袍、衫、襦、裙等汉服，也服貂裘、短衣、窄袖衣，戴毡帽，着合缝靴、短靴、尖靴等民族服饰，为我们展示出既沿袭汉唐和宋代的礼服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独特的东北地区服饰文化。虽从诗歌中出现的战士服饰，如“征袍”、“甲”、“兜鍪”等，显示出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存在着矛盾冲突。两宋与辽金连年战事不断，在服饰上则表现为宋廷下令禁止效仿契丹服饰，某些被金朝统治的原宋汉人不愿改穿女真族的装束等；但彼此间在服饰上的相互仿制与影响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大趋势，并促进着民族间、地区间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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