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力论视域下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及其根源

摘要：本文从合力论视角来分析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演进以及影响因素。中西文化价值观受到各自独特的环境、历史进程、哲学背景、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变化的影响，这些因素对价值观的影响也因时而异。

 

关键词：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根源

 

东、西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自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哲学背景、经济形体和社会结构等的影响，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价值观。在前工业时代，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和交通工具的落后，东、西方文明在各自地域内相对独立地发展。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随着交流手段和内容的不断丰富，东、西方价值观之间的交锋与冲突也越来越明显。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东、西方价值观之间的交锋与冲突，避免亨廷顿所预测的“文明间的冲突”的悲观结局，有必要对东、西方价值观的形成和差异加以分析和对比。

 

本文中的东方文明指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而西方文明则指以希腊一罗马一基督教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明。本文中的价值观定义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价值观的解释，即主体对客观事物按其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或重要性进行评价和选择的标准。本文将主体针对的客观事物分为两个方面，即自然和人类社会。其中，自然主要包括宇宙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狭义的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本文在自然和人类社会两个方面对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展开对比。

 

东方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在自然方面，形成了环形宇宙观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人类社会方面，形成了道德主义的国家观¨J、群体主义的社会观、伦理主义的个人观。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中，在自然方面，形成了线性宇宙观和天人两分的自然观；在人类社会方面，形成了功利主义的国家观、个人主义的社会观、物质主义的个人观。

 

学者在分析东、西方文化价值差异的原因时，提出了不同的富有洞察力的理论，如地理决定论、基于历史分析的刺激反应论、经济决定论等。笔者认为，这些单一理论并不能充分揭示不同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各种因素所起的综合作用。本文基于合力论的视角，认为环境因素、历史进程、哲学背景、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东、西方文明中不同价值观的形成。

 

环境因素对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影响。环境因素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也包括社会环境因素。在文化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地理因素是压倒一切的因素。_2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来考察，中华文明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原始的技术条件使单个的社会群体组织无法对这一灾害进行有效的防御。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低下，认为所有发生的自然灾害是神灵意志的体现，宇宙与自然界的万物是浑然一体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环形宇宙观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这种宇宙观和自然观的指引下，只有上承天意的“圣人”才会带领人们克服困难、走出困境，将外在的天道内化为德]。这就为道德主义的国家观产生奠定了社会和心理的基础。大禹治水以及夏朝的出现就是这种环境因素的自然结果。

 

学术界公认的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代的希腊。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处在布满荒山秃岭、被大海分割的阿提卡半岛，这决定性地影响了古希腊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由于土地的贫瘠，人们的经济活动转向海上贸易，通过海洋攫取财富。史学界认为雅典的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公民的主体是工商业者。在与海洋作斗争的过程中，古希腊人形成了好奇心强、喜欢冒险、敢想敢于、不畏惧未知世界的性格5J。古希腊人限于山脉、河谷的阻隔，形成了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组织完全不同的城邦政治组织，雅典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西方最早的民主政治模式。雅典的城邦政治组织经过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终被确立为民主共和制。在这种民主共和制下，雅典公民可以参与政治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古希腊时代，个体的“善”超越群体的“善”，“神”只不过是比人拥有更大的力量的“人”。可以看出，古希腊人逐渐在自然层面形成了线性宇宙观和天人两分的自然观，在人类社会层面形成了功利主义的国家观、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和物质主义的个人观。

 

地理环境因素给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古希腊人的商业经济模式要求单个的人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做出必要的努力，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就是古希腊时期个人主义最早的哲学源头，也是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社会观的最早哲学体现。而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的人类社会所拥有的肥沃耕地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社会的形成提供了便利，同时大陆季节性的气候带来的反复发生的水旱灾害又在客观上要求人们共同来做出应对。要想确保个体的经济利益，就必须采取互帮互助的行动，从而促使群体主义的社会观的产生。

 

中、西方文化在早期的发展中形成的这种价值观在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强化，从而最终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征。古希腊时代的价值观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城邦制度和哲学认知随着古希腊社会的衰落而逐渐丧失了。在经历了希波战争的洗礼之后，古希腊文明到达其辉煌的顶峰。随后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雅典内部的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使古希腊迅速衰落，先被马其顿王国征服，后被新兴的罗马征服。古希腊社会的解体使追求城邦时代的“群体的善”的伦理哲学丧失了社会基础，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开始倡导追求“个人的快乐生活”。这一新的哲学转向，不仅继承了古希腊时代的功利主义国家观和个人主义的社会观，而且以哲学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继之而起的罗马，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这种价值观的追求明确地固定下来。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西欧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在漫长的中世纪，人们对超验的“上帝之城”的追求压倒了对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中世纪人们的价值观突出地表现为对宗教价值的追求，即在现世生活中遵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神的启示”，以期消除原罪、来世得到幸福。到l5、l6世纪，基督教教会的腐化、欧洲农业轮作制的产生，导致食物供应量大大增加，从而带动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工商业的壮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逐渐发展，一批新型的有别于传统封建贵族的商业阶层出现。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从事地中海转口贸易的城市中，商业阶层的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追求世俗享受的努力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发生。人们逐渐开始以“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人文主义逐渐开始挑战宗教神学，追求现世生活的幸福再次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其后发生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削弱了基督教的宗教权威，尤其是加尔文派的预定论为人们追求现世的成功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支持。从此，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再次回到世俗的追求现世幸福的轨道上，人们又一次开始用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功利主义的国家观、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和物质主义的个人观经过中世纪漫长的冬眠后重新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观的主流，并在经济形态、哲学、社会组织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道德主义国家观、群体主义的社会观和伦理主义的个人观得到不断的强化。为了保证儒术成为统治思想，汉朝废弃了过去以贵族门第出身或家族财富来选拔官员的标准，将由政府主持的以儒术为标准的全国性考试作为标准，以便从制度上确保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_6汉朝确立的这一制度得到后续王朝的继承，到隋唐时被正式确立为筛选官吏的科举制度。由此，儒家倡导的道德主义国家观经过“官学”的推广被确立为官方的治国理论，并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士绅制度。道德主义的国家观在个人价值观的层面上被各地士绅具体地化为伦理主义的个人观，即个人的价值观应遵循源自道德主义的伦理。在社会层面，道德主义的国家观被总结为群体主义的社会观。这种价值观的演进还与中国的经济形态有一定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长期以来人们养成了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传统。水旱灾害的发生要求人们相互帮助，克服困难，确保丰收。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体现为道德主义，在社会层面上体现为群体主义，在个人层面上体现为伦理主义。随着汉朝的衰落和分裂，大一统帝国维系的儒学信仰开始动摇。l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援引老、庄的“自然”精神，追求个体自由，对儒家的“名教”价值发起挑战。到唐、宋重归大一统的格局后，士人重新开始有系统地“回向三代”，追求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明朝皇权的专制使士人放弃了得君行道的理想，但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以觉民行道后，士人阶层主张的价值观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清朝取代明朝后，延用科举制，使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并未受到真正的冲击，反而随着清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而得到延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哲学背景、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形成了自身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中国文化在自然层面形成了环形宇宙观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人类社会层面形成了道德主义国家观、群体主义的社会观和伦理主义的个人观。西方文化在自然层面形成了线性宇宙观和天人二分的自然观，在人类社会层面形成了功利主义的国家观、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和物质主义的个人观。这两种文化价值体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各自流行地域的不断扩大，不断发生交流和碰撞。在文化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增进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首先取决于各自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即对各自文化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的理解和相互理解。

 

[参考文献]

 

[1]魏光奇．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李约瑟．中国社会的特征——一种技术性解释[M]∥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

[3]孙熙国，李翔海．北大中国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j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5]徐新．西方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

[7]余英时．中国文化通释[M]．北京：三联书店，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