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在霞村的时候》看丁玲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后的命运

摘要: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曾引起较大争议，文章试图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并联系延安文艺整风时的具体社会环境，来探讨丁玲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动机，及丁玲与贞贞命运的沉浮，从而笔者认为丁玲之所以逃过延安文艺整风一劫，完全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舆论和特殊的社会环境的缘故。
 

关键词:《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丁玲；延安文艺整风

 

读丁玲的《我在霞在村的时候》，忽然产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倘若贞贞果真去了延安，她的命运会如何呢？

之所以在这里用“莫名其妙”一词，是因为贞贞是丁玲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丁玲没有交代她去延安会怎么样。但丁玲确确实实地写道，“这次他们既然答应送我到延安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里学习，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

延安，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无数有志的革命青年冲破重重阻力，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寻找他们的梦想，实现他们的报国之志。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写道，“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但是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的我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

同样，贞贞不仅希望延安能医治她身体上的病痛，还希望延安能医治她精神的疮伤，“而且我想，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是爹娘的，或自已的。”其实，丁玲何常没有这种心情呢，她被国民党监禁三年多，当她到达陕北时，“她感到被温暖抚慰着，被幸福浸润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到家了，回到母亲的怀抱里了！”

现在作为一位局外人，我们调动一切想象能力和一切现有材料来关注贞贞在延安的命运。她可能受到很好的安排，得到很好的照顾。毕竟，贞贞从前为抗战出过力，为革命做过很多牺牲，她的病理所当然得到医治，并且让她到学校去学习，然后可能会因为积极工作而入党。贞贞以无比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中，在新的环境里，没有人把她当一个外路人，没人再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

不多久，“审干”“肃反”“整风”运动开始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贞贞是一个单纯的人，政治上更是幼稚，很快便坦白了。人们一下子惊呆了，在自已身边默默工作的美丽女子竟在日本军中做了一年多的军妓，“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这不了得，这种不知“寡廉鲜耻的女人”，[3]这种“丧失民族气节的女人”，怎么能让她来延安？

贞贞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她生在穷乡僻壤的霞村，但她天生具有反抗精神，她找比她家更穷的磨房小伙计夏大宝，不愿嫁给家道厚实的米铺小老板做填房。她不甘心堕落，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送情报，她相信党，她相信人民会给她一个清白的说法。她说“自已替抗日战争这神圣而伟大的事业提供过日军方面的情识，供领党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所用，为着逐步解放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她还说，是中国共产党派她这么干的。”[4]可是在当时的一些人眼里（包括后来的某些人），“党会派她这样的日本侵略者的随军妓女，去干这神圣而伟大的事业吗？这可恶的贞贞，简直胆大包天，竟敢为这些事亵渎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这不是反党又是什么？

贞贞哭泣，贞贞辩解，贞贞怀疑，明明“我是被派去的”,怎么自已一下子变成了“反党”分子？

然而证据确凿，连你自已都承认过，“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弄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

贞贞是冤柱的，然而冤枉的岂只是她一人？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写道：“还有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光是背家庭历史，竟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特别是凡是捉的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不释放出来。所以，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你变成特务了……‘四川伪党’！那么整个四川省的共产党都成了假的了！……四川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1]P-10－12－15

岂只是这些，有多少人一夜之间被打成特务、汉奸、托派、反党分子呀？有多少人一夜之间家破人亡人头落地？王实味便是其中的一例。

1942年3月，王实味响应毛泽东的“大鸣大放”，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先后发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开始虽然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也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在此期间，他还让他的秘书胡乔木来找王实味来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是这种错误的立场。”[5]可后来，王实味变成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集团成员”，[6]p-62并于1947年7月1日，被不明不白地“砍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6]p-62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3年7月以后，“抢救运动进入高潮，斗争形式多样化，暴力手段就司空见惯了。”[7]看来贞贞是非死不可了，活着，在以后的运动中也会被整死。写到这里，笔者想问：作为一篇很有争议的作品，丁玲是怎样创作这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在谈到这篇文章的创作时，丁玲一再谈到自已的创作动机：

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很少从理论上，而更多是从现实生活里去认识社会，三十年代的时候，年纪轻，参加群众斗争少，从自已个人感受的东西多些。等到参加斗争多了，社会经历多了，考虑的问题多了，在反映到作品中时，就会常常想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我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那样。我并没有那样的生活，没有到过霞村，没有见到这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人家对我说的。有一个人前方回来的朋友，我们两个一道走路，边走边说，他说：‘我要走了。’我问他到哪里去，干什么？他说：‘我到医院去看两个女同志，其中有一个从日本人那儿回来，带来一身的病，她在前方表现很好，现在回到我们延安医院来治病。’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很同情她。一场战争啊，里面很多人牺牲了，她也受了许多她不应该受的磨难，在命运中是牺牲者，但是人们不知道她，不了解她，甚至还看不起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踏过的人，名声不好听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得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8]p-402

丁玲反复说自已偶然听朋友说一个被日本人践踏的女孩来延安的事，才引起她的创作欲望，试问，丁玲从1936年11月到陕北以来，亲身经历了多少事，听过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故事，为何都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而就这次偶尔听到的故事，便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而且创作出经典之作呢？

这里涉及到艺术的敏感区问题。任何一位作家都有自已相关的艺术的敏感区，只有进入作家创作艺术敏感区的生活素材，才能引起作家的创作欲望。鲁迅曾想创作出一部反映党所领导的根据地的长篇小说，他四处收集素材，但因为缺乏生活基础，不得不放弃。丁玲之所以能创出《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因为贞贞的故事吸引了她，是因为丁玲“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这样。”也就是说，丁玲在气质性格上，某些方面与贞贞有相似之处。笔者反对那种庸俗的评论方法，把作家与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简单地划等号，更无意去纠缠丁玲在南京三年多的囚禁生涯，这一点我们党早都得出结论。但是丁玲的这段历史显然象魔鬼一样纠缠了她整个后半生，成了她历次运动被整的口舌，也成了她心中的死结。1984年，当丁玲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时，她“很自然地留露一句话：我可以死了。”[2]p-383

丁玲1936年一到延安，有人在暗地里流传着丁玲是“叛徒”的谣传，有一次，丁玲到党校学习，大家欢迎她唱歌，时任社会部长康生却上台来说什么丁玲没有资格来党校。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党中央审查她在南京这段历史，给她做出书面结论。毛主席听了丁玲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9]p-141于是，1940年10月4日陈云和李富春签名，为丁玲做出最后的结论是：

四、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禁捕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在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

五、虽然如此，但因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既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2]P-140

虽然中央组织部给了丁玲做了结论，但这并不能阻扯这一谣传在社会上的言传，到后来1943年丁玲问题再次出现反复。丁玲是一位敏感型的女作家，绝对不会对此无动于衷。虽说丁玲在南京没有自首，但是在南京与叛徒冯达生的孩子又如何解释呢，这一问题是三言二语能解释清楚的吗？直到1978年周扬还对丁玲的女儿蒋祖慧说，“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去掉”。[2]P-380再来看丁玲写《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时间——1941年1月12日，也就是说丁玲听到贞贞的故事,恰是丁玲历史问题闹得很凶的时候，用心有余悸来形容丁玲当时的心情不为过份。

“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面。其中，意识是表层的部分，它是人的心理状态的最高表现，仿佛是人的整个精神世界的主宰；前意识是暂时退出意识的部分，它在一段时间里可能不属于意识，但还是有可能反回到意识领诚中去；潜意识则是人类精神活动最深层和最原始的部分，在这个层而中充满着不容于社会的各种本能和欲望，它们时刻想冲出前意识和意识的层面表现出来。然而，意识的抑制作用强迫它们留在潜意识深处。因此，潜意识就是人的内心生活的能量的蓄积库，是一种被压抑的东西。尽管潜意识的大部分不能显示到意识的水平上，然而，它却是冥冥之中影响甚至规定着心理的最细微的活动”。[10]P-26如果按照弗氏的理论来衡量当时丁玲的心态，即使丁玲在意识和前意识中已经淡忘了这一事件，但在她的潜意识中绝不可能不留一丝痕迹。因此，当丁玲偶尔然听到贞贞的故事，立刻触动了她的艺术敏感区，引起了她的创作欲望。

如果说我们把丁玲写《我在霞村的时候》看作是为她自已辩护有点牵强，但至少在这一篇小说中，丁玲对贞贞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丁玲曾撰文为女性声张正义道：

我自已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人在孤苦奋斗或卷入俗欲）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11]

“按照丁玲的观点看来，并不能把丁玲的失节行为归咎于她自身，应该将它与整个社会联系起看待，”[12]到这里，笔者不能不推测，在丁玲的潜意识中在为自已在南京被囚做辩护。

笔者不愿陷入四十年代延安文艺整风前后的是非中，但丁玲本人都认为“召开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由一篇文章就算是由《三八节有感》而引发的吧。但绝非仅仅为了某一篇文章。”[13]P-281-282丁玲这句话说的非常正确，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同志想借助这次运动统一延安文艺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建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统冶地位。据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中讲道：“加以国内政治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增长，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点，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崇，于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14]鉴于此，毛泽东同志在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15]P-875这样看来，丁玲《“三八节”有感》和王实昧《野百合花》等作品不过是这次运的幌子、导火索。

这里笔者有个疑问，丁玲的文章在当时引起的轰动远远比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等作品要尖锐的多，为什么丁玲能逃此劫难，而王实味却见了马克思呢？

1942年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除了徐老（特立）的发言谈的是别的事，其他七位，都涉及到《‘三八节’有感》。”[16]P-437可见，丁玲的文章在延安上层社会引起的轰动是如此之大。而丁玲为什么能逃此一劫呢？丁玲回忆说“最后毛主席作总结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

笔者又问，毛主席为什么在延安文艺整风中仅仅保丁玲一人？

延安文艺整风，丁玲和王实味等不过是靶子而已。丁玲之所能够逃过延安文艺整风一劫，是因为她是一位重量级作家，在国际上都有一定影响。国民党都拿人家没有办法，“估计到丁玲同志当时社会地位（是党外活动的女作家）及时当上海文化界的营救运动，丁玲同志未被杀戮，而国民党也没有多方逼她自首，后给她优待和最后任她离开南京。”[2]P-140如果丁玲有什么意外，延安方面怎么向国人交待，事关民心舆论问题，延安方面岂不考虑到这点？

笔者查一下《丁玲著作年表》一文，从延安文艺整风以后，丁玲创作上是一片空白，只是偶尔写一些应景性的文章，直到最后写出由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无法否定，“毛泽东曾在延安保护过丁玲，那是同当时特殊的环境和政治需要分不开的。而建国后，那种特殊性不存在了，”[17]P-99丁玲成了“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16]P-325的主要成员，成了文坛上最大的右派，先是到北大荒劳动，后来又被关进监狱，受尽了折磨，几乎丢掉了性命。

笔者的这种观点看起来有点武断的嫌疑，“当时有一位作家是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念。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

在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吴伯萧时延安方面都有所顾忌，更何况是对待大作家丁玲呢？

 

参考文献：

[1]韦君宜.思痛录[A]．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2]杨桂欣.丁玲评传[A]．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3]华天.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J]．文艺报，1958(3)．

[4]杨桂欣.重读丁玲的三个短篇[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